“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古往今来人们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集文学、史学、美学、书法、礼仪等元素于一体，承载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尤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写就的家书，其时代感就更加突出和鲜明。抗战将领、义士们视死如归，但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爱、恨、情、仇人。小编为您整理出毛泽东、戴安澜、张自忠等英雄的家书，让我们一起体会他们的坚硬与柔软。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也像世上所有的父母那样，对子女的读书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只要一有机会，酷爱读书的他总是愿意在家书中勉励子女多读书，向他们推荐各种好书，并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
1947年9月，毛泽东写给毛岸英的一封信：
“岸英儿：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73年前的今天,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到达缅甸同古。与印缅军第一师师长会见时,戴安澜询问敌情,对方不甚了了。戴安澜深感今后在缅对日的战斗,非由中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1942年3月20日,进攻同古的日军遭到了入缅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伤亡惨重。日军调整战术,派空军每天百余架次狂轰同古,丧心病狂地投掷燃烧弹、毒气弹。但是,同古防线岿然不动。
3月22日,同古保卫战进入危急关头,戴安澜已开始作最坏打算。在下定死守孤城的决心后,他提笔给妻子写下了一封义无反顾而又儿女情长的绝笔家书:
“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同古城),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妻子王荷馨见到这封家书时,同时见到的还有戴安澜的遗骨。5月26日下午,在缅甸茅邦村,作战中负伤的戴安澜将军,因伤口溃烂感染光荣殉国,年仅38岁。
时光荏苒,73年后,抗战名将戴安澜的这封家书在2月14日山东卫视羊年春晚的舞台上诵读。国难当头,大丈夫慷慨赴死,为国尽忠却不能为母尽孝,保卫大家却不能保卫自己的小家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观众。2月12日,到济南录制节目的戴安澜小儿子戴澄东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追述父亲的家国之爱。
御侮扬名 远征缅甸
戴安澜,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北伐时期,戴安澜的叔祖父戴端甫在广东粤军第四师任团长。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20岁的戴安澜在叔祖父的介绍下,于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初为二等兵,后进入伍生队。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
毕业后,戴安澜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9年1月,35岁的他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200师师长,并在同年12月的桂南昆仑关战役中一战成名,率部与敌苦战一月,毙敌6000,并击毙日军前线指挥官第5师团第12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对于常人来说,戴安澜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抗日英雄,提起他,总会想到他在抗日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但对于戴澄东来说,父亲殉国时,他还未满周岁,他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以母亲、兄姐的述说及父亲生前的日记、书信中的文字丰富起来的。
“我看到父亲日记里有一句话,他说:‘小澄儿只会笑不会讲话’,这是他对我仅有的描述。而对哥哥姐姐,他在日记里的描述很多。尤其是在父亲出去打仗以前,二哥咳嗽得很厉害,他很着急,训练之余就打电话回家问有没有请医生之类的。在缅甸打仗的时候,还惦念着给姐姐买皮鞋的事。”戴澄东说,父亲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有一次父亲给大哥的信中说:“东儿:你对我的想念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对你们兄妹弟的想念,比你更甚呢。不过,当这个时候,只有按下私情,为国效力了。你总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是愿意要英雄父亲。”
“父亲本人会唱戏,字写得很漂亮,文章也写得非常出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戴澄东小的时候母亲常告诉他,父亲特别喜欢读书、学习,“我在父亲日记里看到,他当团长后,工作之余除学习数学、物理外,还学习英文,所以他后来可以跟英国人进行一般的日常对话。”
戴澄东出生于1941年,就在这一年的12月7日,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及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中国西南大后方日益孤立,从陆上和海上取得国际补给的渠道逐渐被隔断。中国和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军事同盟。
此时,第5军奉命出国作战已酝酿多时。200师接到入缅动员令后,师长戴安澜表示,一定要痛击倭寇,扬威海外。1942年元旦前,200师到达与缅甸山水相连的云南保山,等候入缅的命令。但由于英方的反反复复,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间被一再推迟。戴安澜只能令驻扎保山的200师加紧军事训练,加强纪律教育,组织军官队集训。
戴澄东说,当时600团的驻地在保山金鸡村,那里曾经是诸葛武侯的点将台。戴安澜在军事训练之余,专程到金鸡村拜谒,游览此地,不禁思绪低徊,想到抗战已四年多,尚不能打败日寇,自感愧对武侯。“他对随行的部属说,武侯是穷不馁志、富不淫心、危不乱计、忠不怀私的先古圣贤,这次远征要学习武侯的这些品格,完成战斗任务。”
1942年2月底,英方见日寇的攻击日甚,不得不请求中国军队入缅,但已贻误了战机。中国还是以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编成远征军向缅甸进发。中路作战的第5军,既要抵御正面之敌,又要策应东西两路,任务最为艰巨。
浴血守同古 绝笔念妻儿
3月1日夜,戴安澜接英方电话,告诉他,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已经到了腊戍,急于见他,请迅速赶往。一天之内,蒋介石在腊戍三次召见戴安澜,问情况,交待任务。戴澄东说,蒋介石对父亲是非常看重的,“后来,在得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时,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戴师长死讯,如晴天霹雳。’可见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戴安澜在缅甸打的第一仗在距离当时的首都仰光50公里的同古。3月6日,戴安澜率师部进驻同古。3月8日,仰光即陷落。作为从仰光北进曼德勒的铁路要冲,同古成为阻止日军北进的一道屏障。
3月的缅甸正值旱季,天晴日烈,稻田干涸,同古附近又是一片全无依托的广漠地区,大小河川均可徒涉,对阻止日军进攻极为不利。待200师集结完毕之后,戴安澜就派兵到同古以南12公里的皮尤河畔,接替英军防务,掩护英军撤退。
3月18日,驻缅英军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击。当夜,敌搜索部队骑着摩托车向皮尤河畔警戒阵地前进。待进入设伏地段后,早先埋伏的炸药爆炸,皮尤河大桥突然陷落。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遗尸20余具、步枪11支、轻机枪2挺、摩托车19辆。在清理战场时,还从日本军官的尸体上搜出日军作战部署图,摸清了敌军的底细。这一前哨战,是日军侵缅后遭到的第一次损失,也转变了英军对中国“草鞋兵”的轻视。
日军先头部队遭此打击后,其后续部队仍猛烈攻击。3月21日,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戴安澜发现日军不断增兵,并配属重武器。他感到大战已临眉睫,把情况向上反映后,得到的回答是要死守孤城,下一步如何则是大计未定。
援军不至,为恪尽职守,戴安澜准备战死同古。他脸色严肃,给各团团长打电话,表明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放下电话,他就坐在小桌前,给妻子写遗嘱。
“父亲、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两人从小订婚。1927年在广州结婚时,母亲目不识丁,连名字也没有,父亲给她取名叫王荷芯,因为当时父亲已是军中一员,取名之意就是告诉妻子,作为军人的妻子,生活可能会跟莲芯一样很苦。结婚一年之后,在父亲的帮助之下,母亲读书认字,两人感情也日渐升温。父亲又把母亲的名字改为王荷馨,意思是荷花已发出了馨香。”戴澄东说,父亲心中最惦念的就是自己的妻儿,他叮嘱道:“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给妻子写完绝笔家书后,他又给军中至交子模、志川、尔奎三人写信,希望倘若自己战死,他们能够为自己善后,帮妻子儿女渡过难关。
“写完两份遗嘱之后,父亲即将信与日记本装入他使用的作战皮包之中,他因决心战死,所以连一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也停了下来。”戴澄东说。
孤军歼劲敌 棠吉再告捷
此后,战事愈发惨烈。英驻缅空军被全面摧毁,中国志愿空军也从未出现,日本空军得以肆无忌惮地猛炸同古城。
3月29日拂晓,日寇全力向师指挥所猛攻。戴安澜亲自在第一线,用机枪扫射进攻的日寇。双方激战,伤亡均十分惨重。夜里,戴安澜接军令撤出同古城。他立即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及各团团长,组织好撤退安排,要把伤兵都带走,并亲自到色当河边指挥守城部队撤退。虽然四面枪声不绝,全师的秩序却极佳,在敌人的包围中安全撤退。
郑庭笈曾在纪念戴安澜的文章中写道:“上午8时左右(3月30日),我在师指挥所一间草棚内会见了戴师长,他久久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师长并解释说,我师后方补给已经中断,如再旷日持久坚守据点,则仰光登陆之敌五十六团势必参加战斗,如不及时撤退,我200师有全军覆没之虞。”
“激战12天的同古保卫战,就这样奇迹般地结束了。”郑庭笈回忆,戴安澜率部与几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日军死5000人,伤不胜数,血流漂杵,遗尸遍野。”日军大佐横田尸身所遗日记上,这样记载着:“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旅,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
英国路透社重庆分社的特约驻缅随中国远征军记者乐恕人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白德恩,在同古战役之后采访了戴安澜及有关指挥官,对戴安澜的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及200师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取得的显赫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入缅视察战局的蒋介石,4月6日在瓦城东北的梅苗亲自听取了戴安澜所作的同古保卫战汇报,听后甚觉满意,予以慰勉,并留戴安澜一道吃饭。当晚,戴安澜就住在与蒋介石一墙之隔的屋内。
4月25日,身先士卒指挥冲锋的戴安澜率200师又取得了棠吉之战的胜利,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在腊戍失陷后,驻缅英军、美军退入印度,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也弃军入印,留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无首之躯。
壮志未酬 竭忠域外
“经过同古、棠吉战斗,200师还有兵力5800余人,父亲决心要把这支部队带回国,尽快与军部会合,重整旗鼓,再击倭寇。”但回国之路尽是险途,他们需要渡过两条大河,跨越三条公路。
200师在不见天日的森林中钻来钻去,没有给养,没有水喝,路经常走错,头顶上还有终日盘旋的敌机。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200师还是顺利穿越后撤时的第一大河南渡河,通过了腊戍到曼德勒的公路。
5月17日,戴安澜率200师越过细泡至摩谷公路时,没料到早有敌军兵力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待前卫部队通过后,敌人开始了扫射。在滂沱大雨中,全师经过一夜激战才摆脱了敌人,伤亡惨重。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发现戴师长不见了,参谋长周之再不顾个人安危又冲回战场,在草丛中找到了身负重伤的戴安澜。经仔细检查,才知师长胸部、腹部各中一机枪弹。
这时缅甸已进入雨季,部队在深山密林中行进,终日衣服潮湿,医药又非常困难,连棉花都没有,伤口化脓生蛆。戴安澜由担架抬着前进,仍然指挥部队的行动。
部队到达茅邦后,村旁有一座寺庙,戴安澜要求停下来在庙中休息一下。戴澄东告诉记者,“部队已几天未能好好休息,粮食也极端缺乏。父亲的卫士设法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找到一些米来,熬了粥给他喝,他喝了两口,十分香甜。但是看到战士们都在忍饥挨饿,就把碗交给卫士,让每个战士都能喝上一口。”
5月26日,由于伤势恶化,戴安澜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参谋长周之再和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去看他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二人问:“师长,我们下一步如何把部队带回国去?”戴安澜示意他们拿来地图,铺开在他身旁,然后用手指着地图要部队立即在茅邦以北的莫洛处渡过瑞丽江,又指出回国的路线。然后,他示意身边的卫士把他扶坐起来,面对北方祖国的方向深情地望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全师官兵无不悲恸,痛哭失声。
第二天,部队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按照戴安澜指示的行军路线,在莫洛附近渡瑞丽江向北,待在东南岸设防等待中国军队的日军发现阻击计划落空时,200师已于6月5日回到了中国境内。赴缅前,200师有9000余人,经过10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回到祖国的仅有4000人。
忠骨还乡 青史永垂
戴安澜赴缅作战时,妻子王荷馨带着四个子女住在贵阳。覆东、藩篱、靖东、澄东四个孩子的名字,寄寓着戴安澜“覆灭东洋”“筑起藩篱抵御日本侵略”“平靖东洋鬼子”“澄清东洋鬼子”的心愿。
“当时,大哥正在读初中。那天他在学校操场玩双杠,一个同学跑过来问他父亲是不是戴安澜?他说是。这个同学就告诉他,戴安澜已经在缅甸打仗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哥哥惊得手一松,从双杠上掉了下来。”戴澄东说,幸好200师的将士们并没有撇下他们的戴师长,而是决心将他的遗体带回国内。“工兵营将一棵攀枝花大树锯下来,将树干掏空,作为棺木,将父亲的遗体入殓,由工兵营负责护送,跟随部队前进。”
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坏,抬着继续行军不行,将戴师长的遗体留在缅甸更不行。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将师长的遗体火化。
士兵在瑞丽江的江心滩上堆放好木材,将棺木放在上面。为防止日军突袭,重机枪连在两侧山头警戒。“点火后,两岸的士兵举手敬礼,士兵大都哭了。尸体烧到一半的时候,在浓烈的火光中,有一股蟒状的火焰夹杂着许多火星向天空飞去,战士们看了高声呼喊‘师长成龙上天了!’心情才得到了些许宽慰。”戴澄东说,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细节,他听几位经历过这件事的老兵提起过。
后来,部队后撤到滇缅边境时,一位老华侨为戴将军痛歼日军、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主动将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楠木棺材献出,并护送装有遗骨的棺木一直走到村镇的尽头。
从云南到贵州,再到广西,戴安澜的灵柩每到一地,民众都要自发地加入迎送的行列,拜祭这位抗日英雄。
1943年4月1日,蒋介石委托李济深主持,为戴安澜在全州香山寺前举行了悼念安葬仪式。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毛泽东也派人送来一首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斗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也敬送挽联。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安澜将军的墓地迁往安徽芜湖小赭山。
赴缅寻茅邦雨中祭英魂
“父亲牺牲后,母亲承受了很大的悲痛。除我们四个孩子外,奶奶、三叔、四叔,还有我父亲几个好朋友的孩子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大家庭,都要靠母亲打理。”戴澄东说,母亲知道父亲对教育非常重视,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就把全部抚恤金捐献出来,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却不允许我们去学校沾一点点光。“那时家里的生活很苦,部队有时会送几袋子米来接济生活,母亲用积蓄在贵阳购置了马车,雇人赶马车赚点生活费。我小时候冬天是没有棉鞋的,就是穿布鞋,裤子也是两条单裤。母亲常说,父亲生前最喜欢讲两句话,一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另一句是‘人穷志不穷’,这两句话我受用至今。”
1949年,国民政府派人到戴家,要王荷馨带着孩子们一起撤离到台湾,却被王荷馨拒绝了,她说:“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陪着他,决不离开他。”对丈夫满是忠贞之情。
1952年,大哥覆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戴家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到了‘文革’时期,有人说戴安澜是国民党,你们家的烈士证是假的,然后跑到家里去抄家。”1942年10月,美国政府曾颁授戴安澜一枚懋绩勋章,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可这枚勋章也在抄家中丢失了。“经历这些打击,母亲精神上很痛苦,再加上长期的慢性支气管炎,1971年死于肺心病。”说到母亲的离世,戴澄东有些遗憾,觉得自己没能好好陪伴母亲。
2010年,戴澄东在整理父亲生平资料的时候,突然想起母亲生前讲的一句话。“那是在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书,母亲到房间来打扫卫生。她说:‘你爸爸对家里非常好,但死了以后连梦都没有托过。’我想,这件事对我母亲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遗憾。后来,我问大哥,大哥说父亲也从没托梦给他。我就想,父亲为什么不能回来?是不是他们牺牲在国外,魂回不来?所以我就决定去缅甸,寻找父亲牺牲的地方。”
在中国外交部的大力帮助下,通过与缅甸方面交涉,2011年5月,戴澄东一行得到缅甸总统办公室特批,获准进入缅甸。
根据《第二○○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记载,戴安澜在茅邦殉国,一天后于莫洛渡瑞丽江归国。但地图上找不到茅邦这个地方,到缅甸后,他先找到了英文注释为“MOLO”的莫洛;几经周折,找到了英文标注名字为“ManPun”的茅邦村;并最终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与史料记载中父亲牺牲地一模一样的地方老茅邦村。
“老茅邦村以前有一座老寺庙,很多年前已经被毁掉了,但作为寺庙标志物的两棵老榕树尚存。”戴澄东说,同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茅邦村庙宇所在地,戴安澜将军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大家铺开席子,摆上祭祀的物品,并把“中国远征军将士英魂不朽”的横幅挂起来。“我们爬上山岗的时候,天气还是晴朗的,准备开始凭吊祭祀时,天气忽然阴沉下来。当我把著名书法家华人德教授给我的陀罗尼经拿出来时,天开始下雨了。我们忙着点香、燃烛、烧纸、焚经。”戴澄东跪在地上,哽咽着呼喊:“我亲爱的爸爸戴安澜将军,敬爱的中国远征军牺牲的将士们,我戴澄东带着妈妈和各位前辈的遗愿,带着我们儿女子孙和亲朋好友的心愿来凭吊你们了。我们来要把你们的英魂带回家、带回祖国,和家人和祖国人民团圆。跟我们回家吧!跟我们回祖国吧!”
“凭吊时,雨越下越大,在陀罗尼经快要焚烧完时,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雨要停了!雨要停了!’果然雨势小了很多,陀罗尼经焚烧尽后,我大声说:‘雨停了!雨停了!’果然雨停了,晴空万里。”凭吊结束后,戴澄东从大榕树下取回两小袋土,带回父亲在安徽老家的墓前。
2013年1月26日,戴澄东再赴缅甸,在禅邦孟密县莫洛山寨莫洛寺,出席纪念抗击日本法西斯在缅甸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将士们的怀念佛塔安置塔伞开光仪式。阵亡将士的英魂在此得以安息,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被中缅人民牢记。
史马迁有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大作家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那些为保家卫国牺牲的人值得我们铭记一生!特别是抗日英雄!例如戴安澜张自忠!有人说，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那都是后话!据悉，张自忠将军戎马一生，在强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冲锋陷阵，在抗日战场上洒尽了一腔热血，在抗战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抗日战争历时14年，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倒在了抗日救亡，打击侵略者的路上。他们有些默默无闻，牺牲后也没能留下姓名，有些牺牲的壮烈，受到后人的敬仰。
说到抗日战争殉国的五大名将，在你的脑海中会出现哪些人的名字呢?评史认为，五大名将，当是这几人，应该没有太大争议。这五人分别是：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郝梦龄和左权。
第五名：左权
左权是唯一一名上榜的共产党将领，当时他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参加过长征，参与指挥了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抗日战争期间，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当场牺牲，年仅37岁。
第四名：郝梦龄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1937年10月16日，忻口会战，郝梦龄在突围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而后壮烈牺牲。郝梦龄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事后被追授陆军上将。
第三名：戴安澜
戴安澜是第五军200师师长，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保卫战和昆仑关战役等。后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
1942年五月，因盟军溃败，戴安澜的200师陷入绝境。突围时，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5月26日，戴安澜因伤势过重牺牲。戴安澜在写给妻子王荷馨的遗书，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第二名：佟麟阁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曾是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跟随冯玉祥驰骋察哈尔，打击日军，收复失地。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28日，日军进犯南苑，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29军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后被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二级上将。
第一名：张自忠
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先后参与临沂向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
1940年5月，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最后全部战死，包括张自忠。
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蒋介石亲自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为了带回戴安澜遗体，他们不吃不喝，野人山徒步行军40天!
中国抗战八年，最惨烈的战斗却发生在野人山，这是中国远征军不愿意回忆的一场战斗!在野人山，中国军队死伤无数，戴安澜将军就是在这里牺牲的。今天让一个老兵带我们回忆一下，他们是如何将戴安澜将军遗体抢下来的!
92岁的何大杰，参加过抗日战争。老人拿着戴安澜将军的照片和1955年退伍颁发的“驾驶证”，随后把当年抗日战争故事娓娓道来。
何大杰回忆，1942年3月，他随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同年3月19日，盟(英)军提前撤退，何大杰与战友们在仰光失陷，在兵力和装备与日军相差甚远前提下，与拥有制空权的日军第55师团在同古城苦战12天。
激战不敌，部队向野人山突围，撤退途中突然被日军伏击。何大杰看见师长戴安澜背部中弹，捂胸的指缝中鲜血直流，他冲上前去，背起师长就跑。
何大杰在背着师长冲杀中，突然感到腿部剧痛，一个踉跄差点摔倒，顿时鲜血从裤腿中涌出，他才明白自己中弹了。他把师长交给战友后，口咬木棍，自己用刺刀挖弹头，一连挖出3枚机枪弹。手脚发抖的何大杰一头栽倒在地，几乎一睡不起，但四周枪炮声、喊杀声惊醒了他，凶残的日寇正步步逼近，何大杰挣扎着又站了起来，杵着枪，奇迹般地冲出了重围。
后部队深入野人山，在没食物、没水喝、没药品的情况下，战士靠采集野果野菜为生，实在饿了就吃树皮。在这样的条件下，40多天的野人山行军，何大杰喝部队终于到达云南永平。而且还把师长戴安澜将军遗体带了回来。
后来何大杰所在部队驻扎昆明城郊马街，在那里整训到1944年下半年，又参加了攻打龙陵和芒市的战斗。1945年打回龙山，战后何大杰随部队调到东北，在战场加入解放军。1950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腿部再次负伤。
1956年，何大杰所在部队被编为独立师后进山剿匪。随后何大杰娶彝族姑娘，婚后育有一子。孩子约一岁半时，部队调防，妻子不愿离家乡，遂离婚。从此夫妻分离，父子难见，至今杳无音信。如今何大杰住在邻居盛明森家，现在他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给戴安澜后人讲讲戴将军如何抗战的故事。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A、积极内战，阵亡
B、积极内战，被俘，特赦，受迫害
C、消极内战，起义
D、远走国外
E、去台
2009年，我家乡的张自忠故居被开发商拆了。我经常坐车路过这座四合院的门口，也经常有进去看看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看过，只是匆匆地路过。现在面对这将要清走的废墟，我的心里也闪现出一片空旷和荒芜。我感觉我心灵的脚步应该在匆忙中伫留一下 ，静静地去体味一些东西，让这些东西不要随着故居的砖瓦逝去。
看一些留存到现在的影像，张自忠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要算他超群的体貌了。
张将军身高1.8米，身材挺拔，潇洒健美，举止干练颇具军人风彩。他帅气的容貌，不逊于饰演过他的任何一位明星，眉宇间闪现着一般艺人所不具备的冷飒英武之气。他是中国抗日军队中，为数不少的美男将军之一。
在中国抗战将领中，共产党方面才貌双全的人杰我们都耳熟能详。国军方面也有许多相貌堂堂的著名人物，如:何应钦、白崇禧、闫锡山、孙连仲、王耀武、张灵甫、李仙洲、戴安澜等人。而与他们对阵的日本将领大都是鸠形鹄立，形容猥琐，身材矮小，走路拖着两条罗圈腿，而且岁数还都挺大，东京审判中的二十八名甲级战犯，没几个长的像人样的。
单从各自形象上看，中日双方孰正孰邪，孰胜孰败，似乎也一目了然。但从战争结果上看：中国人惨胜日本人，高级将领的
阵亡人数远远高于日本。其中张自忠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阵亡的，军衔最高的盟国军人。
张自忠将军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六日在枣宜会战中，殉国于抗日战场上。张将军时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生前是中将加上将衔(相当于任中将实职，享受上将待遇。即准上将。)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军衔。
张自忠将军戎马一生，在强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冲锋陷阵，在抗日战场上洒尽了一腔热血，在抗战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张将军作为一名爱国的职业军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但他说过的看似平凡的两句话，若仔细品味，感人至深，让人扼腕感佩。
第一句话是：“国家养兵，原为打仗。”
一九三六年张自忠任天津市长时，日中双方军队发生冲突，日军将我军包围。双方对垒，战争一触即发。张将军奉命与日军进行交涉。日方军官为迫使中方迅速屈服，以威胁的口吻说：“刻下形势严重，要赶快设法制止，否则便要开火。”张将军从容沉着地说：“国家养兵，原为打仗。”这不卑不亢的八个字，尽显中国军民的豪气，每个字都力若千斤，给对方以有力回击。凶恶而骄狂的日本侵略者，挟“九·一八”、长城战役之淫威，向来不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现在遭到张将军如此淡定而果决的回答，在惊愕之余也感受到了中国军民“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守土决心。日方后来未敢轻举妄动。
这八个字也道出了张将军对养育自己的国家和民众的忠诚，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吃国家薪饷，负守土之责的官员，不计得失，不畏凶险，坚决维护国家民族利利益和尊严的决心。
张自忠将军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只要我们每个人能牢记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职责，无论在怎样困苦艰险的情况下，都义无反顾地去践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国家的强盛和复兴就很容易达到。当我们每个人拿到国家的薪酬时，都应该把钱扪在胸口上，问一问国家为什么要养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回报国家。那我们就会得出不少结论：国家养兵为了打仗卫国，不是让我们贪生怕死的;国家养官是为民服务的，不是让我们贪污腐化的;国家养企业是为强民生增国力的，不是让我们偷税自肥的……。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拥有众多对得起工资和良心的普通人，要比出几个不同凡响的英雄更重要。但英雄是榜样，是我们做人的标杆。如果把祖国比作母亲，平时我们这些儿女都在尽情吸吮着母亲的乳汁。但母亲一旦受到欺侮，我们能否都像英雄一样，舍弃自我，拼死来维护母亲的尊严呢?
第二句话：“我对国家、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国!”这是枣宜战役中，张将军身中数弹，右胸洞穿倒在地上，殉国前说的最后的话。
大家都知道张将军是抗日名将，殊不知有一段时间，“汉奸的帽子”一直悬在他的头顶。“七.七”事变二十余天后，战事对我不利，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平津。在撤退前，宋哲元委托张自忠留下来与日伪缓冲周旋。张自忠忍辱负重来执行这项任务。因为当时形势复杂，张受周围汉奸包围，确实做了一些对抗战大局不利的事，所以外界对张多有误会。虽然后来张化装逃出了沦陷区，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对张都存有疑忌。后来抗战吃紧，前方急需御敌良将，张将军在李宗仁、冯玉祥、宋哲元等人的保荐下，在原部队官兵的要求下，蒋介石重新起用他带兵，张又回到了抗日战场。
在前线，张自忠从不花费精力为自己辩解，而是英勇作战，拼死杀敌，以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常对部下说：别人的部队可以撤退，我张自忠的部队绝不可以撤退;别人可以怕死，我张自忠绝不怕死。张一向治军严谨，作战勇猛，素有“张阎王”之称。他与日本兽兵的对决，是抱着“求死”的心态的。他认为杀敌成仁是军人最好的归宿，也是最荣光的归宿。他常鼓励部下：我们个人少活几十年不算什么，以我们的死换来民族战争的胜利是值得的。据史料考证：导致张将军殉国的致命伤，是被日本兵用枪托击碎了颅骨。可见张这位高级将领，已进到了与敌方步兵面对面搏杀的距离。
张将军出身于旧军队。那个时代的许多将领把国家的国防资源——军队当做自己的私人财产，把带兵打仗当生意去经营。他们内战中卖友，抗战中投敌，趋利避害只为自己或自己小团体的考虑。身为军人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保存实力，搜刮民脂，有奶便是娘。因为他们的存在，国家一盘散沙，积贫积弱，任人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些军阀却锦衣玉食，妻妾成群，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张自忠将军“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殉国前仍大呼杀敌，仅仅是为了自己“良心平安”。
一句简单的“良心平安”，做起来却沉甸甸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良心平安”，中国什么事都能办好;现在有许多事办不好，是因为有人做了“对国家、民族”良心不平安的事。
二次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最大的一场战争。作为二战重要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一场战争。而张自忠将军作为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声名最显赫的一位将军，在他年仅四十九岁的生命中，曾在我的家乡居住过一年多，这本是我家乡的荣光，但这份荣光却被一个开发商轻而易举地抹掉了。
据媒体报道：全国有许多类似“张自忠故居”的先烈遗迹被拆除，有的烈士陵园甚至出租用来养狗。而另一方面，许多地方为争“西门庆故里”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我想，如果我家乡的“张自忠故居”换成是“西门庆故居”、“赛金花故居”、或“张柏芝故居”、“舒淇故居”等还会被拆掉吗?十有八九不会的，因为他们的故居，可能蕴含不少商机。俗话说：义不经商。但为商机，我们也不能抛弃民族的生机吧!再有外族入侵，我们总不能指望西门庆这色人等来拯救民族危亡吧!(也有可能，潘金莲探知日本人是武大郎的后代，深明大义送奸夫上战场打东洋。)
我们为了几个钱，做那些没文化，没骨气，没是非标准的事，对国家、民族，对先烈能“良心平安”吗?
位卑未敢忘忧国
——谨以此文宣示我行员工爱党、爱国、保钓的情怀
本文开始先要介绍两个人物：一个是大人物汪精卫;一个是小人物梅爱文。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精卫”是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汪家祖居绍兴，父亲这辈外出去做绍兴师爷，迁居广东番禺。汪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但其父只是一个不第秀才，官场低级幕僚，加上子女众多，家庭负担颇重，以致年过七旬还要为生计奔波。其母也起早贪黑为家务奔波。
汪精卫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且长得眉清目秀，又聪敏好学，很受父母钟爱，五岁时即受到了良好而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他童年悲苦，又目睹了父母的辛劳，从而自小养成了任性冲动，喜出风头，不甘居人下的性格。
他的童年是清贫的，却不乏父母关爱和天伦之乐，但这样的童年也很快结束了。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因其年幼尚不能自立，只得跟随他同父异母嫡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汪兆镛同样以“做师爷”为生，而且长汪精卫二十多岁。他对幼弟管教极严，使汪精卫时有怕犯过受责的心理压力。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环境，对后来汪精卫外表谦和而心胸狭窄，懦弱自卑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有时极端的自卑，会表现为极端的自信。汪精卫青少年时代刻苦好学，加上天生聪颖，确实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每月得到过当地政府的“奖学金”，十九岁时他便以番禺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秀才。1904年他又考取了留日官费生，到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学习。在1906年毕业考试中，汪在300名考生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据说：汪在此之前的考试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这次考了第二名心中极为愤懑，竟一气之下撕毁了毕业证书。若属实，小汪同学的个性也够雷人的。
留学期间，汪精卫非常留意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猛发展深有感受。留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于是，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年轻的汪精卫成为职业革命家，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而在反清的革命斗争中，他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志士和青年楷模。
在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汪精卫在其革命经历中，最著名的两件事，要算是刺杀摄政王和起草《总理遗嘱》了。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正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其实最初选定刺杀的对象是宣统皇帝溥仪，只因无从下手，才选定了小皇帝的父亲。当时汪精卫确实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效仿汉初张良在博浪沙槌杀秦始皇的壮举，以自己一腔热血去换取敌酋的性命，来起到威慑敌人，激励革命党人斗志和警醒国人之目的。然而，银锭桥头一根电线头露出马脚，被一个爱管闲事的北京市民告官，汪精卫锒铛入狱。他在狱中写下了激励自己的《被逮口占》，尤以《慷慨篇》脍炙人口，传诵一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抒发了这位26岁的革命党人的情怀，表达了汪精卫义无反顾，杀身成仁的豪情壮志。谋刺摄政王，成为汪精卫一生中最闪光的一页，是其最值得称道的政治资本。
1925年2月24日，汪精卫等人来到已病危的孙中山病榻前，宣读了由汪精卫已起草好了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份遗嘱是孙中山40年来革命经验的概括总结。孙中山当时对这份草稿无一字更改，便签字同意了。这份遗嘱对国民党影响极大，就连日后成为汪精卫政敌的蒋介石，对于汪精卫起草的这份遗嘱坚持诵读，至死不敢有丝毫间断。
汪精卫不仅有光辉的革命事迹，还风度翩翩，相貌俊朗，举止优雅潇洒，能诗能文 ，口才出众，还会几国外语，在当时拥有不少的“粉丝”，民国著名美貌才女吕碧城曾坦言：非汪精卫、梁启超不嫁。
孙中山生前，汪精卫与蒋介石这对冤家并无多少接触。孙逝世后，两人才开始正式打交道。蒋汪本应是一对非常合适的政治搭档，因为两人的才干和性格有很强的互补性。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也是当时国民党内最看好的政治组合。
正如皮雄.罗的《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计》一文中说的那样，蒋的“天性是内向的，……既不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宣传家。他最擅长的是，策划于密室。他懂得如何操纵政客，但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却不知所措;他知道怎样去压服别人，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服别人。”而汪精卫却是这方面的天才。汪的演讲技巧，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地，声情并茂，轻重缓急俱有分寸。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听众往往陶醉，不能自持。
由于蒋、汪都有强烈的领袖欲、权利欲，这对本应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强的政治搭档，成了最强硬的政治对手。双方斗得你死我活。自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始，至1938年10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时已是三和三分。对政坛对手而言，和只能是暂时的和表面上的，是在为分聚结力量;分是必然的和长久的，是和的矛盾的再一次爆发。在多个回合的争斗上，基本上都以蒋胜汪败的结局而告终，直到蒋把汪送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
蒋终身牢牢掌握着国民党中央军队的控制权，这在乱世之中，已足以能把汪这个文人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中了。更糟糕的是蒋虽出身军人，却非头脑简单的武夫，草莽英雄。其权术谋略，政治手腕都略胜汪一筹。蒋的坚毅固执，持之以恒，更是汪难以望其项背的。蒋坚持写日记五十七年，这在全世界政治家中也不多见。蒋为了解汪这个对手，曾把汪早年写的一篇家世自述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见异思迁，无“恒德”的汪精卫碰到蒋这介又臭又硬的石头，两人争斗的结果可想而知。
中山先生刚逝世时，汪俨然是国民党的新领袖了;而蒋才是一个初有建树的青年将领。蒋为巴结汪精卫，曾向汪递上兰谱，欲与之结为异姓兄弟。汪却退回了蒋的兰谱，拒绝了蒋的要求，没把蒋当回事。而到1938年8月底，在国民党的临时全国大会上，蒋被毫无悬念地选为国民党总裁，汪却只能与蒋捆绑在一起选举，才被勉强选为副总裁。蒋从法理上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汪降为名副其实的仆从地位。作为自小深受寄人篱下之苦，与蒋争斗多年，领袖欲极强的汪精卫，其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人的恶行，往往都是自身的欲望引发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恶行也往往没有止境，最后这种极度膨胀往往把自己送到万劫不复的深渊。政客最大的欲望就是权欲，权欲也是没止境的。汪精卫、林彪之流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但依然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孤注一掷去争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袁世凯已窃得了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想让子子孙孙能承继这个地位。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天怒人怨的事，最后都没有好结果。这正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汪精卫不是生来就想做汉奸的，以他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经验，他深知叛国卖祖，去做汉奸是会遗臭万年的，奢谈抗日是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政治效益的。最初他是有爱国热情的，也有爱国表现，最起码表面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曾言辞激烈地指责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径。张学良的“不抵抗将军桂冠”就是汪精卫奉送的。当时中华民国曾召开全国运动会。汪精卫在接见运动员时，曾握着东北运动员的手泣不成声，潸然泪下。上海“一.二八“事变，汪改组派的大将陈公博等人，从山西阎锡山处要来十万枚晋造手榴弹，有力地支援了十九路军抗战。
在全面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抗日态度也是积极的。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他在《最后关头》为题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也慷慨激昂地指出“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而牺牲。”
但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的失守，抗日战争转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汪精卫骨子里“做事反反复复”的性格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他虽曾以“精卫”为笔名，但他缺少的恰恰是精卫鸟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否认。早在刺杀摄政王时，他便给吴玉章写信称：“……弟鲜恒德，故不愿为薪而愿为釜。”
抗战开始不到一年，他便对抗战的胜利失去了信心，开始散布消极言论。在他看来，“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中国虽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但却“事事落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基于汪的言行，不久他的身边就形成一个“低调俱乐部”，反对积极抗战，主张妥协退让。
恰在此时，日本苦于一时难以解决与中国的战事，频频向国民政府提出讲和条件，甚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较为“优厚”的诱降条件。这时的蒋介石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日本鲸吞中国不成，又抱定了蚕食中国的野心，和平只是缓兵之计而已。于是予以拒绝。日本遭拒后恼羞成怒，发表了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和对手的声明。
这时一直对讲和非常热心的汪精卫，经过一番犹豫和反复，抑制不住内心对名利的冲动，认为“重振男人雄风”的机会来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他逃到了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三原则”。
在汪精卫密谋接受日本劝降的时候，他的亲信们意见也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汪走这条路会对民族和汪本人带来巨大的危害。这些人中包括汪最得力的两员大将：顾孟余和陈公博。后来顾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而陈“出于友情”追随汪投敌。但汪精卫的妻子陈碧君却支持和推动汪投敌。
陈碧君曾被中山先生誉为“辛亥革命三女杰”之一(另两位是秋瑾、何香凝)，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老牌政客。她热衷于政坛角逐，对名利权欲的渴望，有时甚于汪精卫。
汪在政治斗争中多次被蒋介石击败，汪曾一度心灰意冷，准备寓居法国做职业诗人，结果被性格强悍的夫人劝止。陈对汪久居于蒋之下的政治地位，早已耿耿于怀，强烈不满。她对宋美龄第一夫人的风光，更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她竭力劝汪另起炉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她曾赤裸裸地劝汪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看来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还真的有一个深明大义女人。否则，女人的贪欲、冲动、不理智，就会成为给你掘墓的利器。
事情的发展差点被陈碧君不幸言中——汪精卫当汉奸差点儿没坐上第一把交椅。汪精卫投敌后，日方迟迟没有批准他成立伪政府，还想给实力更大的蒋介石投降留有余地。日方甚至想请出声名显赫一时的直系军阀头子，第一个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出任伪政府首脑，以汪精卫为副;或汪主政，吴主军。以吴的个性，其强势不逊于蒋介石，如真与汪合作，汪很难稳坐第一把交椅。
当时这位吴玉帅，因一生倔强，坚持“三不主义”(不敛财、不蓄妾、不入租界)，已经到了贫困潦倒的地步，连家人和门客的日常支出都难以维计了。日本人看中了这一点，便想用金钱收买吴佩孚，指使汉奸拉吴下水。却没想到吴钱照拿，水不下。吴幼时就曾目睹日寇兵舰炮击家乡蓬莱阁的惨状，对日本人素无好感，平生以戚继光转世自诩。他面对日伪软硬兼施的“劝进”，依然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拒绝与汪精卫合作侍奉日本人，被逼的急了，便硬辣辣地回敬道：“谁与汪精卫合作，此人必定下贱。”这是一位下野落魄的北洋军阀，对一位“具有革命历史”的国民党权贵的蔑视。日本人领教了吴佩孚骨头的硬度，只好：“不换思想就换人”。曾叱咤风云的吴佩孚，最终死于日本军医的手术刀下。
汪精卫集团投敌险些使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汪本人也被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和秦桧、张邦昌之流一样，被炎黄子孙世代唾弃。
汪逆投敌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在一起，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做殊死搏斗之际。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基于民族大义，停止内斗纷争，服从中央指挥，枪口一致对外。 四川自民国以来，各派军阀内战不止，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但卢沟桥炮声一响，四川军阀首领刘湘首先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请战，随后抱病率几十万四川草鞋兵出夔门抗战，以败旧简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血战。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等高级将领，均把最后一腔热血洒在了祖国的疆土上，以实际行动洗刷了多年内战给川军带来的恶名。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四川征兵额达到三百万人;服工役人数达到三百万人;贡献粮食占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承担国民政府总支出三分之一。以内战闻名的四川，成为对抗战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
在中国旧军阀中声名最臭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在抗战初期也有不俗的表现，最后兵败被俘屈膝降日之时，还表现出了羞愧难当，痛哭流涕不情愿的样子。就连汉奸殷汝耕“冀东自治政府”的保安队，也在通州反正，并挟持了殷汝耕，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寇反戈一击。大家都知道，抗战中后期，日军几乎把全部伪军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原因之一是，伪军大部分是国军杂牌部队，是“曲线救国”权宜之计投降的，一旦与国军接触，很有可能重新回到抗日阵营。抗战后期，周佛海曾费很大功夫把伪军主力部队孙良诚等部调往东南沿海，准备策应盟军在中国登陆。
当时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落魄政客，失意军人，本是被国民政府击败的政敌。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日本人 ，在这些人中物色汉奸，也找不到一流人物。曹锟、吴佩孚、徐世昌等人都拒绝出任伪职。就连曹汝霖这样的老牌亲日分子，也吸取“五.四”运动被学生群殴焚宅的教训，不敢出山与日人合作。在“九.一八”前后，日本人利诱过“三不知将军”张宗昌。这位臭名昭著的“狗肉将军”在日本人面前毫不含糊，凛然答道：“老子是张宗昌，不是卖国求荣的张邦昌!”
由此可见，身为执政党副总裁，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汪精卫，居然不顾廉耻，认贼作父，出卖祖宗，是多么下作可耻的行为。而且，他的投敌行为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之后。
据说：汪投敌后，华北伪政府的汉奸都哭了。他们说：“国民党真是无耻，他们把我们(北洋余孽)赶得走投无路，不得已吃碗汉奸饭，他们也要来抢。”
汪精卫认为：他投敌后，依仗日军的淫威，凭着自己的政治影响，登高一呼，从者如云，会从背后给以国共为主体的抗日阵线狠狠插上一刀，导致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自己则凭着主子的扶持，登上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然而他错了，其《艳电》发表之后，立即受到全国军民的声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通电用了：“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措辞，这使汪精卫几夜难以安眠。汪自认为与其有很深历史渊源，个人感情的地方实力派：张发奎、龙云、唐生智等，不仅没有附和他的汉奸谬论，还都加入了声讨的行列。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受戴笠指派，以叛将的身份打入汪伪的内部，临行前唐生智对自己的兄弟谆谆嘱咐，生怕他将来洗刷不掉汉奸的污点。汪伪政府成立不久，其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逃往香港，并公布了汪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一时间，汪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在众多与汪逆集团划清界限的事件中，“梅爱文宣言”曾轰动一时。
1939年，日本人扶持的汪伪政权在一片声讨声中于南京成立，就在群奸们弹冠相庆之际，一位年方13岁的女孩通过媒体毅然宣布，他要和汉奸父亲梅思平断绝关系。当此“宣言”经媒体披露后，消息震撼了南京，也轰动了全中国。甚至，还引起了国外的关注。
梅思平(1898-1946)，浙江永嘉人，早年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做过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后来投靠国民党cc 系发迹，官至国民党中委会的内政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梅对抗战胜利没有信心，旋即加入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同汪精卫等极力鼓吹对日妥协，乞求“和平”。1938年春，梅奉汪精卫指派，赴香港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打着“搜集情报”的幌子，开始和日方暗地接触;同年11月潜入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密谋订约，替汪精卫的叛国投敌铺垫了道路。翌年8月，其人公开变节附逆，被委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一时位高权重，炙手可热，成为南京汉奸集团一臭名昭著的红角。
就在梅思平甘为国贼而自诩得计之时，他13岁的女儿梅爱文，却在家乡的报纸上，以一纸“我要打倒我的汉奸爸爸”的严正“宣言”，给了他绝对未曾料到的响亮耳光!这消息震撼了南京，也轰动了全中国。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爱文“宣言”全文，标题用大号楷体字排印，格外醒目：《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爱文在宣言中这样申述：“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爱文呼吁：“我并且希望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
这份将近800字的“宣言”，大义凛然，慷慨其辞，简直就是一篇无情鞭挞汪伪卖国贼的战斗檄文。它一见报，就立刻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接着，《浙瓯日报》连续三天，在“启事”栏刊出另一则与梅思平有关的文字：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严厉叱责梅的“附逆做贼，害国辱祖”，“登报告白外界”与之脱离一切关系——这个启事和爱文的“宣言”正好互为呼应，给梅思平的后院之火再添一把干柴，使它烧得愈加炽盛了。
全国各地的许多报刊，迅速转载了梅爱文的“宣言”。各界读者(包括来自沦陷区的)或致函，或电话，对梅爱文的赞许、鼓励、支持、声援，潮水一般涌向《浙瓯日报》社。
汪精卫与梅爱文：一个是声名显赫，经历丰富，才学渊博的政坛老手;一个是初涉人生的女中学生。一个为私欲，叛国忘祖投靠敌国，做了可耻的汉奸;一个基于民族大义，舍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与自己的汉奸爸爸决裂。
不同的思维导致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人生道路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梅爱文成为中国青少年奋志爱国的典型。当年在抗日根据地不少学校把“梅爱文宣言”选入课本，作为激励大家抗日斗志的现实教材。当时的苏联驻华机构甚至将“宣言”译成俄文，电传海外，梅爱文与“汉奸爸爸决裂”的事迹，也感动了异国他邦反法西斯阵营的男男女女……。以后的梅爱文，以平常人的心态，坚定地走着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后，汪伪政府举行了“国葬”，汉奸们遵其所嘱将其葬于南京中山陵侧。这时群奸已感到了末日即将来临，为避免汪逆的坟墓将来被拆毁，妄图永远留住汪的“不朽政治地位”，汪妻陈碧君特命在浇筑坟墓的水泥中加入了五吨碎钢块。然而，再坚固的躯壳也不能使丑恶的灵魂“不朽”，抗战胜利后“汪坟”还是被炸开了——汪精卫最终没有逃过挫骨扬灰的命运。
“梅爱文宣言”发表后，梅思平再也没有见到过女儿，直至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决。
抗战胜利后，陈碧君作为汉奸也被捕入狱。这位昔日的“富婆”彻底变成了“泼妇”，在狱中因嫌囚室条件差而大闹绝食。在其奄奄一息之时，狱方通过层层请示，惊动了蒋介石。蒋念其曾为黄埔军校的建立筹集过大笔经费等“功劳”，命狱方满足了她的要求。陈方才从死亡的边缘回到阳世。
上海解放时，国民党看守在撤退前，用绳子把陈碧君捆在了下水管道上——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把她移交给了共产党。这时的陈碧君已是年老多病。宋庆龄、何香凝出于人道主义和个人私谊，曾向中央求情，建议从宽处理陈碧君。毛泽东、周恩来曾表态，如果陈对叛国的罪恶作深刻的忏悔，并公开发表认罪书，可以考虑恢复她的人生自由。但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雌性大汉奸”，在反复考虑之后，予以拒绝，最后病死在狱中。
汪精卫、陈碧君象许多政治大人物一样，至死都想保持自己的政治形象和历史地位。然而正如刘少奇同志说的那样：“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们的寡德鲜耻、倒行逆施，使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只会和秦桧夫妇一样——两尊反绑双手的白铁跪像。
倒是梅爱文这样的小人物，会永远让许多人衷心赞佩!
在当今中日钓鱼岛之争日趋激烈化、复杂化之际，重提梅爱文和汪精卫有现实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像梅爱文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每个人享有的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少得可怜，容不得再去妥协出让。我们用现有资源，养活现有人口，已经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贡献了。我们应该和梅爱文一样，为这个国家做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不能抱着“我走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思想---现在不少人想着在国内发展成功了，就移居国外，一走了之。人和钱可以移走;我们的祖宗移不走;养育我们的土地移不走;我们的良心移不走啊!国人能移走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当中一些人(如外逃贪官)已无良心可言。
中国足够伟大，中国也足够庞大，历史上虽然面临几次亡国的危机，但却没有人能把她一口吞下，也没人能把她一气儿卖光。汪精卫之流不管当时如何狐假虎威，权势显赫，最终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时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是“七七”事变时的中国军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胜利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运筹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团结努力，钓鱼岛的主权和行政权终将回归祖国怀抱。(侯)
后记
朋友，您可能对为您服务，汗流浃背，满面风尘的投递员，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所付出的邮资远远不能抵偿邮政普遍服务所付出的成本。不向国家伸手要，中国邮政只能靠其他业务收入，来弥补这巨大的亏空。其中邮政储蓄收入就是最大的出项之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是国家独资控股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纯粹的“国货”。另外，它具有点多面广，营业时间长，收费低，等候时间短等优点——是老百姓自己的银行。
所以，使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是我们正确的选择，也是一种爱国之举。
话说国军十大抗日名将下场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中国最高将领。
张自忠的经历让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在生前却不容于国民党政府，他原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部下。冯蒋中原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想置之死地。“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以汉奸罪全国通缉，不明真相的民众人人喊杀。后在很多知名人士保荐下，戴罪从军。这是张将军的奇耻大辱。张自忠不死不足以明志，只能选择牺牲，在战斗中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这是司令官不应去的地方。他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其做法不禁使我联想起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之死)。死后国民党追封他为上将，举行国葬，真正是悲剧英雄。
李宗仁：第二名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领袖，国民党多次想杀他，“蒋桂战争”就是他和蒋介石打的。他的成名杰作是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战役中，他受到限制，战区的国民党中央军不听其将令，故李将军虽然号称有几十万大军，却无法歼灭已弹尽粮竭的7万日军(日军的运输已被八路军切断)。其后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蒋介石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杜聿明：第三名将。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19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但在缅甸密支那和曼得勒地区，十万中国远征军被日军团团包围，杜聿明将军率部杀出重围，兵败野人山，几乎全军覆没，几万吨的弹药粮草被日军缴获，十万中国远征军大部牺牲在野人山原始森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团团包围”十万中国远征军的日军居然不到2万。后在淮海战役中，任国军战区副总司令，被解放军活捉。
孙立人：第四名将。新1军军长，清华大学毕业。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被称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得票排在第四我想也缘于此。他对日本俘虏——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孙将军后来被蒋介石以“叛乱”罪名关押至死
薛岳：第五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抗战爆发后薛岳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在四次长沙会战就毙伤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不过，这都是在违抗国民党蒋介石的命令下打的。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著，但不再得蒋介石的宠信，让他主管湖南省政务。
卫立煌：第六名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19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介石信任。
傅作义：第七名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军在北方最著名的抗日将领。19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19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中将1名。19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林彪曾表示了对晋绥军的不屑，晋绥军的战斗力也的确一般，但傅作义显然是晋绥军中的一个异数。平津战役中率部起义，任新中国水利部长。
戴安澜：第八名将。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朱德***为其亲写挽联，敬献花圈。
张灵甫：第九名将。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解放战争时被我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间的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鼓舞抗战军民的士气，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王耀武：第十名将。第74军长。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家书是古往今来人们信息交流的主要工具，集文学、史学、美学、书法、礼仪等元素于一体，承载着十分厚重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尤其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写就的家书，其时代感就更加突出和鲜明。抗战将领、义士们视死如归，但他们也有普通人一样的爱、恨、情、仇人。小编为您整理出毛泽东、戴安澜、张自忠等英雄的家书，让我们一起体会他们的坚硬与柔软。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也像世上所有的父母那样，对子女的读书学习也是抓得很紧的。只要一有机会，酷爱读书的他总是愿意在家书中勉励子女多读书，向他们推荐各种好书，并传授自己的读书方法。
1947年9月，毛泽东写给毛岸英的一封信：
“岸英儿：别后，晋西北一信，平山一信，均已收到。看你的信，你在进步中，甚为喜慰。永寿这孩子有很大进步，他的信写得很好。复他一信，请你译成外国语，连同原文，托便带去。我们在此很好，我的身体比在延安要好得多，主要是脑子休息了。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明以前笔记不必多看)，可托周扬同志设法，或能找到一些。我们这里打了胜仗，打得敌人很怕我们。问你好! 毛泽东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二日”
73年前的今天,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的第5军200师师长戴安澜到达缅甸同古。与印缅军第一师师长会见时,戴安澜询问敌情,对方不甚了了。戴安澜深感今后在缅对日的战斗,非由中国军队负起全责不可。
1942年3月20日,进攻同古的日军遭到了入缅以来最为猛烈的抵抗,伤亡惨重。日军调整战术,派空军每天百余架次狂轰同古,丧心病狂地投掷燃烧弹、毒气弹。但是,同古防线岿然不动。
3月22日,同古保卫战进入危急关头,戴安澜已开始作最坏打算。在下定死守孤城的决心后,他提笔给妻子写下了一封义无反顾而又儿女情长的绝笔家书:
“亲爱的荷馨,余此次奉命固守东瓜(同古城),因上面大计未定,其后方联络过远,敌人行动又快,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妻子王荷馨见到这封家书时,同时见到的还有戴安澜的遗骨。5月26日下午,在缅甸茅邦村,作战中负伤的戴安澜将军,因伤口溃烂感染光荣殉国,年仅38岁。
时光荏苒,73年后,抗战名将戴安澜的这封家书在2月14日山东卫视羊年春晚的舞台上诵读。国难当头,大丈夫慷慨赴死,为国尽忠却不能为母尽孝,保卫大家却不能保卫自己的小家的精神感动了无数观众。2月12日,到济南录制节目的戴安澜小儿子戴澄东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追述父亲的家国之爱。
御侮扬名 远征缅甸
戴安澜,原名戴炳阳,字衍功,自号海鸥,1904年出生于安徽省无为县。北伐时期,戴安澜的叔祖父戴端甫在广东粤军第四师任团长。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感召,20岁的戴安澜在叔祖父的介绍下,于1924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初为二等兵,后进入伍生队。1925年,入黄埔军校第三期学习。
毕业后,戴安澜历任国民革命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1939年1月,35岁的他升任中国第一支机械化部队——第5军200师师长,并在同年12月的桂南昆仑关战役中一战成名,率部与敌苦战一月,毙敌6000,并击毙日军前线指挥官第5师团第12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
对于常人来说,戴安澜是一个声名远播的抗日英雄,提起他,总会想到他在抗日战场上立下的赫赫战功。但对于戴澄东来说,父亲殉国时,他还未满周岁,他心目中父亲的形象,是以母亲、兄姐的述说及父亲生前的日记、书信中的文字丰富起来的。
“我看到父亲日记里有一句话,他说:‘小澄儿只会笑不会讲话’,这是他对我仅有的描述。而对哥哥姐姐,他在日记里的描述很多。尤其是在父亲出去打仗以前,二哥咳嗽得很厉害,他很着急,训练之余就打电话回家问有没有请医生之类的。在缅甸打仗的时候,还惦念着给姐姐买皮鞋的事。”戴澄东说,父亲是一个感情很深的人,有一次父亲给大哥的信中说:“东儿:你对我的想念我是知道的。其实我对你们兄妹弟的想念,比你更甚呢。不过,当这个时候,只有按下私情,为国效力了。你总要这样想:你有个英雄父亲,当然是常常离别。如果我是田舍郎,那么我们可以天天在一起了,但是你愿意要哪一种父亲呢?我想,你一定是愿意要英雄父亲。”
“父亲本人会唱戏,字写得很漂亮,文章也写得非常出色,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戴澄东小的时候母亲常告诉他,父亲特别喜欢读书、学习,“我在父亲日记里看到,他当团长后,工作之余除学习数学、物理外,还学习英文,所以他后来可以跟英国人进行一般的日常对话。”
戴澄东出生于1941年,就在这一年的12月7日,妄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日本,偷袭了美军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海军基地及美、英、荷在太平洋的属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就占领了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中国西南大后方日益孤立,从陆上和海上取得国际补给的渠道逐渐被隔断。中国和英国签订《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成立军事同盟。
此时,第5军奉命出国作战已酝酿多时。200师接到入缅动员令后,师长戴安澜表示,一定要痛击倭寇,扬威海外。1942年元旦前,200师到达与缅甸山水相连的云南保山,等候入缅的命令。但由于英方的反反复复,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的时间被一再推迟。戴安澜只能令驻扎保山的200师加紧军事训练,加强纪律教育,组织军官队集训。
戴澄东说,当时600团的驻地在保山金鸡村,那里曾经是诸葛武侯的点将台。戴安澜在军事训练之余,专程到金鸡村拜谒,游览此地,不禁思绪低徊,想到抗战已四年多,尚不能打败日寇,自感愧对武侯。“他对随行的部属说,武侯是穷不馁志、富不淫心、危不乱计、忠不怀私的先古圣贤,这次远征要学习武侯的这些品格,完成战斗任务。”
1942年2月底,英方见日寇的攻击日甚,不得不请求中国军队入缅,但已贻误了战机。中国还是以第5军、第6军和第66军编成远征军向缅甸进发。中路作战的第5军,既要抵御正面之敌,又要策应东西两路,任务最为艰巨。
浴血守同古 绝笔念妻儿
3月1日夜,戴安澜接英方电话,告诉他,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蒋介石已经到了腊戍,急于见他,请迅速赶往。一天之内,蒋介石在腊戍三次召见戴安澜,问情况,交待任务。戴澄东说,蒋介石对父亲是非常看重的,“后来,在得到父亲牺牲的消息时,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写道:‘闻戴师长死讯,如晴天霹雳。’可见父亲在他心目中的分量。”
戴安澜在缅甸打的第一仗在距离当时的首都仰光50公里的同古。3月6日,戴安澜率师部进驻同古。3月8日,仰光即陷落。作为从仰光北进曼德勒的铁路要冲,同古成为阻止日军北进的一道屏障。
3月的缅甸正值旱季,天晴日烈,稻田干涸,同古附近又是一片全无依托的广漠地区,大小河川均可徒涉,对阻止日军进攻极为不利。待200师集结完毕之后,戴安澜就派兵到同古以南12公里的皮尤河畔,接替英军防务,掩护英军撤退。
3月18日,驻缅英军全部撤退,日军跟踪追击。当夜,敌搜索部队骑着摩托车向皮尤河畔警戒阵地前进。待进入设伏地段后,早先埋伏的炸药爆炸,皮尤河大桥突然陷落。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敌遗尸20余具、步枪11支、轻机枪2挺、摩托车19辆。在清理战场时,还从日本军官的尸体上搜出日军作战部署图,摸清了敌军的底细。这一前哨战,是日军侵缅后遭到的第一次损失,也转变了英军对中国“草鞋兵”的轻视。
日军先头部队遭此打击后,其后续部队仍猛烈攻击。3月21日,经过一整天的激战,戴安澜发现日军不断增兵,并配属重武器。他感到大战已临眉睫,把情况向上反映后,得到的回答是要死守孤城,下一步如何则是大计未定。
援军不至,为恪尽职守,戴安澜准备战死同古。他脸色严肃,给各团团长打电话,表明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放下电话,他就坐在小桌前,给妻子写遗嘱。
“父亲、母亲的感情非常好,两人从小订婚。1927年在广州结婚时,母亲目不识丁,连名字也没有,父亲给她取名叫王荷芯,因为当时父亲已是军中一员,取名之意就是告诉妻子,作为军人的妻子,生活可能会跟莲芯一样很苦。结婚一年之后,在父亲的帮助之下,母亲读书认字,两人感情也日渐升温。父亲又把母亲的名字改为王荷馨,意思是荷花已发出了馨香。”戴澄东说,父亲心中最惦念的就是自己的妻儿,他叮嘱道:“所念者,老母外出,未能侍奉。端公仙逝,未及送葬。你们母子今后生活,当更痛苦。但东、靖、篱、澄四儿,俱极聪俊,将来必有大成。你只苦得几年,即可有福,自有出头之日矣。望勿以我为念,我要部署杀敌,时间太忙,望你自重,并爱护诸儿,侍奉老母!老父在皖,可不必呈闻。生活费用,可与志川、子模、尔奎三人洽取,因为他们经手,我亦不知,想他们必能本诸良心,以不负我也。”
给妻子写完绝笔家书后,他又给军中至交子模、志川、尔奎三人写信,希望倘若自己战死,他们能够为自己善后,帮妻子儿女渡过难关。
“写完两份遗嘱之后,父亲即将信与日记本装入他使用的作战皮包之中,他因决心战死,所以连一生养成记日记的习惯也停了下来。”戴澄东说。
孤军歼劲敌 棠吉再告捷
此后,战事愈发惨烈。英驻缅空军被全面摧毁,中国志愿空军也从未出现,日本空军得以肆无忌惮地猛炸同古城。
3月29日拂晓,日寇全力向师指挥所猛攻。戴安澜亲自在第一线,用机枪扫射进攻的日寇。双方激战,伤亡均十分惨重。夜里,戴安澜接军令撤出同古城。他立即命令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及各团团长,组织好撤退安排,要把伤兵都带走,并亲自到色当河边指挥守城部队撤退。虽然四面枪声不绝,全师的秩序却极佳,在敌人的包围中安全撤退。
郑庭笈曾在纪念戴安澜的文章中写道:“上午8时左右(3月30日),我在师指挥所一间草棚内会见了戴师长,他久久握着我的手说不出话来。师长并解释说,我师后方补给已经中断,如再旷日持久坚守据点,则仰光登陆之敌五十六团势必参加战斗,如不及时撤退,我200师有全军覆没之虞。”
“激战12天的同古保卫战,就这样奇迹般地结束了。”郑庭笈回忆,戴安澜率部与几倍于己、配备有步兵特种兵和空军的日军苦战,“日军死5000人,伤不胜数,血流漂杵,遗尸遍野。”日军大佐横田尸身所遗日记上,这样记载着:“南进以来,从未遭受若是之劲旅,劲敌为谁,即支那军也。”
英国路透社重庆分社的特约驻缅随中国远征军记者乐恕人和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白德恩,在同古战役之后采访了戴安澜及有关指挥官,对戴安澜的沉着冷静、指挥若定及200师官兵英勇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和取得的显赫战功予以高度评价。
入缅视察战局的蒋介石,4月6日在瓦城东北的梅苗亲自听取了戴安澜所作的同古保卫战汇报,听后甚觉满意,予以慰勉,并留戴安澜一道吃饭。当晚,戴安澜就住在与蒋介石一墙之隔的屋内。
4月25日,身先士卒指挥冲锋的戴安澜率200师又取得了棠吉之战的胜利,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在腊戍失陷后,驻缅英军、美军退入印度,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罗卓英也弃军入印,留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成了无首之躯。
壮志未酬 竭忠域外
“经过同古、棠吉战斗,200师还有兵力5800余人,父亲决心要把这支部队带回国,尽快与军部会合,重整旗鼓,再击倭寇。”但回国之路尽是险途,他们需要渡过两条大河,跨越三条公路。
200师在不见天日的森林中钻来钻去,没有给养,没有水喝,路经常走错,头顶上还有终日盘旋的敌机。在如此艰险的环境下,200师还是顺利穿越后撤时的第一大河南渡河,通过了腊戍到曼德勒的公路。
5月17日,戴安澜率200师越过细泡至摩谷公路时,没料到早有敌军兵力预先埋伏在公路两旁。待前卫部队通过后,敌人开始了扫射。在滂沱大雨中,全师经过一夜激战才摆脱了敌人,伤亡惨重。
战斗结束后,战士们发现戴师长不见了,参谋长周之再不顾个人安危又冲回战场,在草丛中找到了身负重伤的戴安澜。经仔细检查,才知师长胸部、腹部各中一机枪弹。
这时缅甸已进入雨季,部队在深山密林中行进,终日衣服潮湿,医药又非常困难,连棉花都没有,伤口化脓生蛆。戴安澜由担架抬着前进,仍然指挥部队的行动。
部队到达茅邦后,村旁有一座寺庙,戴安澜要求停下来在庙中休息一下。戴澄东告诉记者,“部队已几天未能好好休息,粮食也极端缺乏。父亲的卫士设法从当地土著人那里找到一些米来,熬了粥给他喝,他喝了两口,十分香甜。但是看到战士们都在忍饥挨饿,就把碗交给卫士,让每个战士都能喝上一口。”
5月26日,由于伤势恶化,戴安澜处于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参谋长周之再和步兵指挥官郑庭笈去看他时,他已经说不出话了。二人问:“师长,我们下一步如何把部队带回国去?”戴安澜示意他们拿来地图,铺开在他身旁,然后用手指着地图要部队立即在茅邦以北的莫洛处渡过瑞丽江,又指出回国的路线。然后,他示意身边的卫士把他扶坐起来,面对北方祖国的方向深情地望着,似乎还想说什么,但没能说出来,就这样与世长辞了。全师官兵无不悲恸,痛哭失声。
第二天,部队改变原来的行军计划,按照戴安澜指示的行军路线,在莫洛附近渡瑞丽江向北,待在东南岸设防等待中国军队的日军发现阻击计划落空时,200师已于6月5日回到了中国境内。赴缅前,200师有9000余人,经过100多天的浴血奋战后,回到祖国的仅有4000人。
忠骨还乡 青史永垂
戴安澜赴缅作战时,妻子王荷馨带着四个子女住在贵阳。覆东、藩篱、靖东、澄东四个孩子的名字,寄寓着戴安澜“覆灭东洋”“筑起藩篱抵御日本侵略”“平靖东洋鬼子”“澄清东洋鬼子”的心愿。
“当时,大哥正在读初中。那天他在学校操场玩双杠,一个同学跑过来问他父亲是不是戴安澜?他说是。这个同学就告诉他,戴安澜已经在缅甸打仗牺牲了。听到这个消息,哥哥惊得手一松,从双杠上掉了下来。”戴澄东说,幸好200师的将士们并没有撇下他们的戴师长,而是决心将他的遗体带回国内。“工兵营将一棵攀枝花大树锯下来,将树干掏空,作为棺木,将父亲的遗体入殓,由工兵营负责护送,跟随部队前进。”
由于天气炎热,尸体开始腐坏,抬着继续行军不行,将戴师长的遗体留在缅甸更不行。无奈之下,他们决定将师长的遗体火化。
士兵在瑞丽江的江心滩上堆放好木材,将棺木放在上面。为防止日军突袭,重机枪连在两侧山头警戒。“点火后,两岸的士兵举手敬礼,士兵大都哭了。尸体烧到一半的时候,在浓烈的火光中,有一股蟒状的火焰夹杂着许多火星向天空飞去,战士们看了高声呼喊‘师长成龙上天了!’心情才得到了些许宽慰。”戴澄东说,这个富有神秘色彩的细节,他听几位经历过这件事的老兵提起过。
后来,部队后撤到滇缅边境时,一位老华侨为戴将军痛歼日军、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所感动,主动将为自己准备的一口楠木棺材献出,并护送装有遗骨的棺木一直走到村镇的尽头。
从云南到贵州,再到广西,戴安澜的灵柩每到一地,民众都要自发地加入迎送的行列,拜祭这位抗日英雄。
1943年4月1日,蒋介石委托李济深主持,为戴安澜在全州香山寺前举行了悼念安葬仪式。蒋介石的挽词是:“虎头食肉负雄姿,看万里长征,与敌周旋欣不忝;马革裹尸酹壮志,惜大勋未集,虚予期望痛何如?”毛泽东也派人送来一首挽诗:“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斗志也无违。”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等也敬送挽联。
抗日战争胜利后,戴安澜将军的墓地迁往安徽芜湖小赭山。
赴缅寻茅邦雨中祭英魂
“父亲牺牲后,母亲承受了很大的悲痛。除我们四个孩子外,奶奶、三叔、四叔,还有我父亲几个好朋友的孩子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大家庭,都要靠母亲打理。”戴澄东说,母亲知道父亲对教育非常重视,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就把全部抚恤金捐献出来,在广西全州开办私立安澜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却不允许我们去学校沾一点点光。“那时家里的生活很苦,部队有时会送几袋子米来接济生活,母亲用积蓄在贵阳购置了马车,雇人赶马车赚点生活费。我小时候冬天是没有棉鞋的,就是穿布鞋,裤子也是两条单裤。母亲常说,父亲生前最喜欢讲两句话,一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另一句是‘人穷志不穷’,这两句话我受用至今。”
1949年,国民政府派人到戴家,要王荷馨带着孩子们一起撤离到台湾,却被王荷馨拒绝了,她说:“我的丈夫葬在哪里,我一辈子就带着孩子在哪里陪着他,决不离开他。”对丈夫满是忠贞之情。
1952年,大哥覆东大学毕业,分配到同济大学工作,戴家才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到了‘文革’时期,有人说戴安澜是国民党,你们家的烈士证是假的,然后跑到家里去抄家。”1942年10月,美国政府曾颁授戴安澜一枚懋绩勋章,他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斗争中第一位获得美国勋章的中国军人。可这枚勋章也在抄家中丢失了。“经历这些打击,母亲精神上很痛苦,再加上长期的慢性支气管炎,1971年死于肺心病。”说到母亲的离世,戴澄东有些遗憾,觉得自己没能好好陪伴母亲。
2010年,戴澄东在整理父亲生平资料的时候,突然想起母亲生前讲的一句话。“那是在我准备考大学的时候,我在家里看书,母亲到房间来打扫卫生。她说:‘你爸爸对家里非常好,但死了以后连梦都没有托过。’我想,这件事对我母亲来说一直都是一个遗憾。后来,我问大哥,大哥说父亲也从没托梦给他。我就想,父亲为什么不能回来?是不是他们牺牲在国外,魂回不来?所以我就决定去缅甸,寻找父亲牺牲的地方。”
在中国外交部的大力帮助下,通过与缅甸方面交涉,2011年5月,戴澄东一行得到缅甸总统办公室特批,获准进入缅甸。
根据《第二○○师在缅作战行动日志》记载,戴安澜在茅邦殉国,一天后于莫洛渡瑞丽江归国。但地图上找不到茅邦这个地方,到缅甸后,他先找到了英文注释为“MOLO”的莫洛;几经周折,找到了英文标注名字为“ManPun”的茅邦村;并最终在深山老林中找到与史料记载中父亲牺牲地一模一样的地方老茅邦村。
“老茅邦村以前有一座老寺庙,很多年前已经被毁掉了,但作为寺庙标志物的两棵老榕树尚存。”戴澄东说,同来的人不约而同地说,“这就是我们要找的茅邦村庙宇所在地,戴安澜将军就是在这里牺牲的。”
大家铺开席子,摆上祭祀的物品,并把“中国远征军将士英魂不朽”的横幅挂起来。“我们爬上山岗的时候,天气还是晴朗的,准备开始凭吊祭祀时,天气忽然阴沉下来。当我把著名书法家华人德教授给我的陀罗尼经拿出来时,天开始下雨了。我们忙着点香、燃烛、烧纸、焚经。”戴澄东跪在地上,哽咽着呼喊:“我亲爱的爸爸戴安澜将军,敬爱的中国远征军牺牲的将士们,我戴澄东带着妈妈和各位前辈的遗愿,带着我们儿女子孙和亲朋好友的心愿来凭吊你们了。我们来要把你们的英魂带回家、带回祖国,和家人和祖国人民团圆。跟我们回家吧!跟我们回祖国吧!”
“凭吊时,雨越下越大,在陀罗尼经快要焚烧完时,我不自觉地脱口而出‘雨要停了!雨要停了!’果然雨势小了很多,陀罗尼经焚烧尽后,我大声说:‘雨停了!雨停了!’果然雨停了,晴空万里。”凭吊结束后,戴澄东从大榕树下取回两小袋土,带回父亲在安徽老家的墓前。
2013年1月26日,戴澄东再赴缅甸,在禅邦孟密县莫洛山寨莫洛寺,出席纪念抗击日本法西斯在缅甸牺牲的中国远征军第200师将士们的怀念佛塔安置塔伞开光仪式。阵亡将士的英魂在此得以安息,他们的英雄业绩将永远被中缅人民牢记。
史马迁有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大作家臧克家说过：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那些为保家卫国牺牲的人值得我们铭记一生!特别是抗日英雄!例如戴安澜张自忠!有人说，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那都是后话!据悉，张自忠将军戎马一生，在强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冲锋陷阵，在抗日战场上洒尽了一腔热血，在抗战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抗日战争历时14年，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倒在了抗日救亡，打击侵略者的路上。他们有些默默无闻，牺牲后也没能留下姓名，有些牺牲的壮烈，受到后人的敬仰。
说到抗日战争殉国的五大名将，在你的脑海中会出现哪些人的名字呢?评史认为，五大名将，当是这几人，应该没有太大争议。这五人分别是：张自忠、佟麟阁、戴安澜、郝梦龄和左权。
第五名：左权
左权是唯一一名上榜的共产党将领，当时他是八路军的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是黄埔一期的毕业生，参加过长征，参与指挥了强渡大渡河、攻打腊子口等战斗。抗日战争期间，他协助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取得了百团大战等许多战役、战斗的胜利。。
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大"扫荡"，左权指挥部队掩护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不幸被日军炮弹击中，当场牺牲，年仅37岁。
第四名：郝梦龄
国民革命军陆军第9军军长，1937年10月16日，忻口会战，郝梦龄在突围时被敌人的机枪子弹打中，而后壮烈牺牲。郝梦龄是抗战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事后被追授陆军上将。
第三名：戴安澜
戴安澜是第五军200师师长，是中国军队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机械化师。抗日战争期间，曾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长沙保卫战和昆仑关战役等。后组建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
1942年五月，因盟军溃败，戴安澜的200师陷入绝境。突围时，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5月26日，戴安澜因伤势过重牺牲。戴安澜在写给妻子王荷馨的遗书，说：“现在孤军奋斗，决以全部牺牲，以报国家养育!为国战死，事极光荣。”
第二名：佟麟阁
国民革命军第29军副军长，曾是是冯玉祥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3年率部参加长城抗战，取得喜峰口大捷。跟随冯玉祥驰骋察哈尔，打击日军，收复失地。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日战争爆发，28日，日军进犯南苑，时任第29军副军长的佟麟阁与132师师长赵登禹指挥29军死守南苑，佟麟阁被机枪射中腿部，部下劝其退下，他执意不肯，仍带伤率部激战。与日军从拂晓战至中午，头部又再受重伤，终因流血过多壮烈殉国，时年45岁，后被国民政府追授陆军二级上将。
第一名：张自忠
第五战区右翼集团军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中国国民党上将衔陆军中将，先后参与临沂向城战斗、徐州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与枣宜会战等。
1940年5月，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最后全部战死，包括张自忠。
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蒋介石亲自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为了带回戴安澜遗体，他们不吃不喝，野人山徒步行军40天!
中国抗战八年，最惨烈的战斗却发生在野人山，这是中国远征军不愿意回忆的一场战斗!在野人山，中国军队死伤无数，戴安澜将军就是在这里牺牲的。今天让一个老兵带我们回忆一下，他们是如何将戴安澜将军遗体抢下来的!
92岁的何大杰，参加过抗日战争。老人拿着戴安澜将军的照片和1955年退伍颁发的“驾驶证”，随后把当年抗日战争故事娓娓道来。
何大杰回忆，1942年3月，他随远征军赴缅甸与日军作战。同年3月19日，盟(英)军提前撤退，何大杰与战友们在仰光失陷，在兵力和装备与日军相差甚远前提下，与拥有制空权的日军第55师团在同古城苦战12天。
激战不敌，部队向野人山突围，撤退途中突然被日军伏击。何大杰看见师长戴安澜背部中弹，捂胸的指缝中鲜血直流，他冲上前去，背起师长就跑。
何大杰在背着师长冲杀中，突然感到腿部剧痛，一个踉跄差点摔倒，顿时鲜血从裤腿中涌出，他才明白自己中弹了。他把师长交给战友后，口咬木棍，自己用刺刀挖弹头，一连挖出3枚机枪弹。手脚发抖的何大杰一头栽倒在地，几乎一睡不起，但四周枪炮声、喊杀声惊醒了他，凶残的日寇正步步逼近，何大杰挣扎着又站了起来，杵着枪，奇迹般地冲出了重围。
后部队深入野人山，在没食物、没水喝、没药品的情况下，战士靠采集野果野菜为生，实在饿了就吃树皮。在这样的条件下，40多天的野人山行军，何大杰喝部队终于到达云南永平。而且还把师长戴安澜将军遗体带了回来。
后来何大杰所在部队驻扎昆明城郊马街，在那里整训到1944年下半年，又参加了攻打龙陵和芒市的战斗。1945年打回龙山，战后何大杰随部队调到东北，在战场加入解放军。1950年，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腿部再次负伤。
1956年，何大杰所在部队被编为独立师后进山剿匪。随后何大杰娶彝族姑娘，婚后育有一子。孩子约一岁半时，部队调防，妻子不愿离家乡，遂离婚。从此夫妻分离，父子难见，至今杳无音信。如今何大杰住在邻居盛明森家，现在他老了，身体也不行了，唯一的愿望就是——想给戴安澜后人讲讲戴将军如何抗战的故事。
戴安澜张自忠如果不死
A、积极内战，阵亡
B、积极内战，被俘，特赦，受迫害
C、消极内战，起义
D、远走国外
E、去台
2009年，我家乡的张自忠故居被开发商拆了。我经常坐车路过这座四合院的门口，也经常有进去看看的念头，但最终还是没有进去看过，只是匆匆地路过。现在面对这将要清走的废墟，我的心里也闪现出一片空旷和荒芜。我感觉我心灵的脚步应该在匆忙中伫留一下 ，静静地去体味一些东西，让这些东西不要随着故居的砖瓦逝去。
看一些留存到现在的影像，张自忠给人最深刻的印象，要算他超群的体貌了。
张将军身高1.8米，身材挺拔，潇洒健美，举止干练颇具军人风彩。他帅气的容貌，不逊于饰演过他的任何一位明星，眉宇间闪现着一般艺人所不具备的冷飒英武之气。他是中国抗日军队中，为数不少的美男将军之一。
在中国抗战将领中，共产党方面才貌双全的人杰我们都耳熟能详。国军方面也有许多相貌堂堂的著名人物，如:何应钦、白崇禧、闫锡山、孙连仲、王耀武、张灵甫、李仙洲、戴安澜等人。而与他们对阵的日本将领大都是鸠形鹄立，形容猥琐，身材矮小，走路拖着两条罗圈腿，而且岁数还都挺大，东京审判中的二十八名甲级战犯，没几个长的像人样的。
单从各自形象上看，中日双方孰正孰邪，孰胜孰败，似乎也一目了然。但从战争结果上看：中国人惨胜日本人，高级将领的
阵亡人数远远高于日本。其中张自忠是世界反法西斯阵线中阵亡的，军衔最高的盟国军人。
张自忠将军于一九四零年五月十六日在枣宜会战中，殉国于抗日战场上。张将军时为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兼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生前是中将加上将衔(相当于任中将实职，享受上将待遇。即准上将。)殉国后被国民政府追赠为上将军衔。
张自忠将军戎马一生，在强虏入侵，国难当头之际，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冲锋陷阵，在抗日战场上洒尽了一腔热血，在抗战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张将军作为一名爱国的职业军人，敏于行而讷于言，没有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但他说过的看似平凡的两句话，若仔细品味，感人至深，让人扼腕感佩。
第一句话是：“国家养兵，原为打仗。”
一九三六年张自忠任天津市长时，日中双方军队发生冲突，日军将我军包围。双方对垒，战争一触即发。张将军奉命与日军进行交涉。日方军官为迫使中方迅速屈服，以威胁的口吻说：“刻下形势严重，要赶快设法制止，否则便要开火。”张将军从容沉着地说：“国家养兵，原为打仗。”这不卑不亢的八个字，尽显中国军民的豪气，每个字都力若千斤，给对方以有力回击。凶恶而骄狂的日本侵略者，挟“九·一八”、长城战役之淫威，向来不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现在遭到张将军如此淡定而果决的回答，在惊愕之余也感受到了中国军民“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守土决心。日方后来未敢轻举妄动。
这八个字也道出了张将军对养育自己的国家和民众的忠诚，表达了自己作为一名吃国家薪饷，负守土之责的官员，不计得失，不畏凶险，坚决维护国家民族利利益和尊严的决心。
张自忠将军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在今天依然有现实意义。只要我们每个人能牢记自己在这个国家中的职责，无论在怎样困苦艰险的情况下，都义无反顾地去践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国家的强盛和复兴就很容易达到。当我们每个人拿到国家的薪酬时，都应该把钱扪在胸口上，问一问国家为什么要养我们，我们应该怎样回报国家。那我们就会得出不少结论：国家养兵为了打仗卫国，不是让我们贪生怕死的;国家养官是为民服务的，不是让我们贪污腐化的;国家养企业是为强民生增国力的，不是让我们偷税自肥的……。由此得出结论：一个国家拥有众多对得起工资和良心的普通人，要比出几个不同凡响的英雄更重要。但英雄是榜样，是我们做人的标杆。如果把祖国比作母亲，平时我们这些儿女都在尽情吸吮着母亲的乳汁。但母亲一旦受到欺侮，我们能否都像英雄一样，舍弃自我，拼死来维护母亲的尊严呢?
第二句话：“我对国家、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大家要杀敌报国!”这是枣宜战役中，张将军身中数弹，右胸洞穿倒在地上，殉国前说的最后的话。
大家都知道张将军是抗日名将，殊不知有一段时间，“汉奸的帽子”一直悬在他的头顶。“七.七”事变二十余天后，战事对我不利，二十九军被迫撤出平津。在撤退前，宋哲元委托张自忠留下来与日伪缓冲周旋。张自忠忍辱负重来执行这项任务。因为当时形势复杂，张受周围汉奸包围，确实做了一些对抗战大局不利的事，所以外界对张多有误会。虽然后来张化装逃出了沦陷区，但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许多人对张都存有疑忌。后来抗战吃紧，前方急需御敌良将，张将军在李宗仁、冯玉祥、宋哲元等人的保荐下，在原部队官兵的要求下，蒋介石重新起用他带兵，张又回到了抗日战场。
在前线，张自忠从不花费精力为自己辩解，而是英勇作战，拼死杀敌，以事实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常对部下说：别人的部队可以撤退，我张自忠的部队绝不可以撤退;别人可以怕死，我张自忠绝不怕死。张一向治军严谨，作战勇猛，素有“张阎王”之称。他与日本兽兵的对决，是抱着“求死”的心态的。他认为杀敌成仁是军人最好的归宿，也是最荣光的归宿。他常鼓励部下：我们个人少活几十年不算什么，以我们的死换来民族战争的胜利是值得的。据史料考证：导致张将军殉国的致命伤，是被日本兵用枪托击碎了颅骨。可见张这位高级将领，已进到了与敌方步兵面对面搏杀的距离。
张将军出身于旧军队。那个时代的许多将领把国家的国防资源——军队当做自己的私人财产，把带兵打仗当生意去经营。他们内战中卖友，抗战中投敌，趋利避害只为自己或自己小团体的考虑。身为军人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保存实力，搜刮民脂，有奶便是娘。因为他们的存在，国家一盘散沙，积贫积弱，任人欺凌，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这些军阀却锦衣玉食，妻妾成群，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张自忠将军“一战淝水，再战临沂，三战徐州，四战随枣，鞠躬尽瘁，卒以身殉。”殉国前仍大呼杀敌，仅仅是为了自己“良心平安”。
一句简单的“良心平安”，做起来却沉甸甸的。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良心平安”，中国什么事都能办好;现在有许多事办不好，是因为有人做了“对国家、民族”良心不平安的事。
二次大战是迄今为止，人类历史上正义战胜邪恶的最大的一场战争。作为二战重要的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可以说是彻底改变了中国国际地位的一场战争。而张自忠将军作为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声名最显赫的一位将军，在他年仅四十九岁的生命中，曾在我的家乡居住过一年多，这本是我家乡的荣光，但这份荣光却被一个开发商轻而易举地抹掉了。
据媒体报道：全国有许多类似“张自忠故居”的先烈遗迹被拆除，有的烈士陵园甚至出租用来养狗。而另一方面，许多地方为争“西门庆故里”闹得不可开交。所以我想，如果我家乡的“张自忠故居”换成是“西门庆故居”、“赛金花故居”、或“张柏芝故居”、“舒淇故居”等还会被拆掉吗?十有八九不会的，因为他们的故居，可能蕴含不少商机。俗话说：义不经商。但为商机，我们也不能抛弃民族的生机吧!再有外族入侵，我们总不能指望西门庆这色人等来拯救民族危亡吧!(也有可能，潘金莲探知日本人是武大郎的后代，深明大义送奸夫上战场打东洋。)
我们为了几个钱，做那些没文化，没骨气，没是非标准的事，对国家、民族，对先烈能“良心平安”吗?
位卑未敢忘忧国
——谨以此文宣示我行员工爱党、爱国、保钓的情怀
本文开始先要介绍两个人物：一个是大人物汪精卫;一个是小人物梅爱文。
汪精卫本名汪兆铭，“精卫”是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文章所用的笔名。汪家祖居绍兴，父亲这辈外出去做绍兴师爷，迁居广东番禺。汪虽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但其父只是一个不第秀才，官场低级幕僚，加上子女众多，家庭负担颇重，以致年过七旬还要为生计奔波。其母也起早贪黑为家务奔波。
汪精卫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且长得眉清目秀，又聪敏好学，很受父母钟爱，五岁时即受到了良好而严格的中国传统教育。他童年悲苦，又目睹了父母的辛劳，从而自小养成了任性冲动，喜出风头，不甘居人下的性格。
他的童年是清贫的，却不乏父母关爱和天伦之乐，但这样的童年也很快结束了。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因其年幼尚不能自立，只得跟随他同父异母嫡长兄汪兆镛客居粤北乐昌。汪兆镛同样以“做师爷”为生，而且长汪精卫二十多岁。他对幼弟管教极严，使汪精卫时有怕犯过受责的心理压力。这种仰人鼻息的生活环境，对后来汪精卫外表谦和而心胸狭窄，懦弱自卑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有时极端的自卑，会表现为极端的自信。汪精卫青少年时代刻苦好学，加上天生聪颖，确实在学业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每月得到过当地政府的“奖学金”，十九岁时他便以番禺县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秀才。1904年他又考取了留日官费生，到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学习。在1906年毕业考试中，汪在300名考生中，取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据说：汪在此之前的考试成绩一直是第一名，这次考了第二名心中极为愤懑，竟一气之下撕毁了毕业证书。若属实，小汪同学的个性也够雷人的。
留学期间，汪精卫非常留意日本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对明治维新后日本的迅猛发展深有感受。留学生中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各种政治团体的活动，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很大转变。于是，在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浪潮的推动下，年轻的汪精卫成为职业革命家，走上了反清的革命道路。而在反清的革命斗争中，他的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成为家喻户晓的革命志士和青年楷模。
在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汪精卫在其革命经历中，最著名的两件事，要算是刺杀摄政王和起草《总理遗嘱》了。
汪精卫刺杀摄政王时，正在革命最低潮的时候，其实最初选定刺杀的对象是宣统皇帝溥仪，只因无从下手，才选定了小皇帝的父亲。当时汪精卫确实是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效仿汉初张良在博浪沙槌杀秦始皇的壮举，以自己一腔热血去换取敌酋的性命，来起到威慑敌人，激励革命党人斗志和警醒国人之目的。然而，银锭桥头一根电线头露出马脚，被一个爱管闲事的北京市民告官，汪精卫锒铛入狱。他在狱中写下了激励自己的《被逮口占》，尤以《慷慨篇》脍炙人口，传诵一时：“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抒发了这位26岁的革命党人的情怀，表达了汪精卫义无反顾，杀身成仁的豪情壮志。谋刺摄政王，成为汪精卫一生中最闪光的一页，是其最值得称道的政治资本。
1925年2月24日，汪精卫等人来到已病危的孙中山病榻前，宣读了由汪精卫已起草好了的“总理遗嘱”：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这份遗嘱是孙中山40年来革命经验的概括总结。孙中山当时对这份草稿无一字更改，便签字同意了。这份遗嘱对国民党影响极大，就连日后成为汪精卫政敌的蒋介石，对于汪精卫起草的这份遗嘱坚持诵读，至死不敢有丝毫间断。
汪精卫不仅有光辉的革命事迹，还风度翩翩，相貌俊朗，举止优雅潇洒，能诗能文 ，口才出众，还会几国外语，在当时拥有不少的“粉丝”，民国著名美貌才女吕碧城曾坦言：非汪精卫、梁启超不嫁。
孙中山生前，汪精卫与蒋介石这对冤家并无多少接触。孙逝世后，两人才开始正式打交道。蒋汪本应是一对非常合适的政治搭档，因为两人的才干和性格有很强的互补性。蒋主军汪主政;蒋汪共同主党。也是当时国民党内最看好的政治组合。
正如皮雄.罗的《蒋介石的策略的新估计》一文中说的那样，蒋的“天性是内向的，……既不是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也不是一个宣传家。他最擅长的是，策划于密室。他懂得如何操纵政客，但在大庭广众的面前却不知所措;他知道怎样去压服别人，却不知道怎样去说服别人。”而汪精卫却是这方面的天才。汪的演讲技巧，已到了炉火纯青之境地，声情并茂，轻重缓急俱有分寸。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听众往往陶醉，不能自持。
由于蒋、汪都有强烈的领袖欲、权利欲，这对本应是当时中国政坛最强的政治搭档，成了最强硬的政治对手。双方斗得你死我活。自1925年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始，至1938年10月汪精卫叛国投敌时已是三和三分。对政坛对手而言，和只能是暂时的和表面上的，是在为分聚结力量;分是必然的和长久的，是和的矛盾的再一次爆发。在多个回合的争斗上，基本上都以蒋胜汪败的结局而告终，直到蒋把汪送上了身败名裂的不归路。
蒋终身牢牢掌握着国民党中央军队的控制权，这在乱世之中，已足以能把汪这个文人政客玩弄于股掌之中了。更糟糕的是蒋虽出身军人，却非头脑简单的武夫，草莽英雄。其权术谋略，政治手腕都略胜汪一筹。蒋的坚毅固执，持之以恒，更是汪难以望其项背的。蒋坚持写日记五十七年，这在全世界政治家中也不多见。蒋为了解汪这个对手，曾把汪早年写的一篇家世自述一字不漏地背下来。见异思迁，无“恒德”的汪精卫碰到蒋这介又臭又硬的石头，两人争斗的结果可想而知。
中山先生刚逝世时，汪俨然是国民党的新领袖了;而蒋才是一个初有建树的青年将领。蒋为巴结汪精卫，曾向汪递上兰谱，欲与之结为异姓兄弟。汪却退回了蒋的兰谱，拒绝了蒋的要求，没把蒋当回事。而到1938年8月底，在国民党的临时全国大会上，蒋被毫无悬念地选为国民党总裁，汪却只能与蒋捆绑在一起选举，才被勉强选为副总裁。蒋从法理上确定了自己的领袖地位，而汪降为名副其实的仆从地位。作为自小深受寄人篱下之苦，与蒋争斗多年，领袖欲极强的汪精卫，其内心感受可想而知。
人的恶行，往往都是自身的欲望引发的;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人的恶行也往往没有止境，最后这种极度膨胀往往把自己送到万劫不复的深渊。政客最大的欲望就是权欲，权欲也是没止境的。汪精卫、林彪之流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但依然不惜冒身败名裂的风险，孤注一掷去争得至高无上的地位。袁世凯已窃得了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想让子子孙孙能承继这个地位。他们为了一己之私，冒天下之大不韪，作天怒人怨的事，最后都没有好结果。这正是：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
汪精卫不是生来就想做汉奸的，以他的政治阅历和政治经验，他深知叛国卖祖，去做汉奸是会遗臭万年的，奢谈抗日是会给自己带来巨大的政治效益的。最初他是有爱国热情的，也有爱国表现，最起码表面是这样的。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曾言辞激烈地指责蒋介石、张学良的不抵抗行径。张学良的“不抵抗将军桂冠”就是汪精卫奉送的。当时中华民国曾召开全国运动会。汪精卫在接见运动员时，曾握着东北运动员的手泣不成声，潸然泪下。上海“一.二八“事变，汪改组派的大将陈公博等人，从山西阎锡山处要来十万枚晋造手榴弹，有力地支援了十九路军抗战。
在全面抗战初期，汪精卫的抗日态度也是积极的。七.七事变爆发不久，他在《最后关头》为题发表的广播讲话中也慷慨激昂地指出“质而言之，我们如不牺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所谓抵抗，便是能使整个国家，整个民族为抵抗而牺牲。”
但随着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上海、南京、广州、武汉的失守，抗日战争转入了艰苦的相持阶段，汪精卫骨子里“做事反反复复”的性格又鲜明地表现出来了。他虽曾以“精卫”为笔名，但他缺少的恰恰是精卫鸟锲而不舍的精神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这一点连他自己也不否认。早在刺杀摄政王时，他便给吴玉章写信称：“……弟鲜恒德，故不愿为薪而愿为釜。”
抗战开始不到一年，他便对抗战的胜利失去了信心，开始散布消极言论。在他看来，“日本是东亚的一个强国，经济军事文化著著先进，”中国虽是“东亚一个地大人众历史深长的国家，”但却“事事落后，”“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基于汪的言行，不久他的身边就形成一个“低调俱乐部”，反对积极抗战，主张妥协退让。
恰在此时，日本苦于一时难以解决与中国的战事，频频向国民政府提出讲和条件，甚至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政府提出较为“优厚”的诱降条件。这时的蒋介石对时局看得还是比较清楚的：日本鲸吞中国不成，又抱定了蚕食中国的野心，和平只是缓兵之计而已。于是予以拒绝。日本遭拒后恼羞成怒，发表了不以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谈和对手的声明。
这时一直对讲和非常热心的汪精卫，经过一番犹豫和反复，抑制不住内心对名利的冲动，认为“重振男人雄风”的机会来了，该出手时就出手了。他逃到了河内，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响应“近卫三原则”。
在汪精卫密谋接受日本劝降的时候，他的亲信们意见也是不一致的。许多人认为汪走这条路会对民族和汪本人带来巨大的危害。这些人中包括汪最得力的两员大将：顾孟余和陈公博。后来顾毅然脱离汪精卫集团;而陈“出于友情”追随汪投敌。但汪精卫的妻子陈碧君却支持和推动汪投敌。
陈碧君曾被中山先生誉为“辛亥革命三女杰”之一(另两位是秋瑾、何香凝)，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元老，老牌政客。她热衷于政坛角逐，对名利权欲的渴望，有时甚于汪精卫。
汪在政治斗争中多次被蒋介石击败，汪曾一度心灰意冷，准备寓居法国做职业诗人，结果被性格强悍的夫人劝止。陈对汪久居于蒋之下的政治地位，早已耿耿于怀，强烈不满。她对宋美龄第一夫人的风光，更是充满了“羡慕、嫉妒、恨!”。她竭力劝汪另起炉灶，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她曾赤裸裸地劝汪说：“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看来一个成功的男人身后，还真的有一个深明大义女人。否则，女人的贪欲、冲动、不理智，就会成为给你掘墓的利器。
事情的发展差点被陈碧君不幸言中——汪精卫当汉奸差点儿没坐上第一把交椅。汪精卫投敌后，日方迟迟没有批准他成立伪政府，还想给实力更大的蒋介石投降留有余地。日方甚至想请出声名显赫一时的直系军阀头子，第一个登上《时代》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吴佩孚出任伪政府首脑，以汪精卫为副;或汪主政，吴主军。以吴的个性，其强势不逊于蒋介石，如真与汪合作，汪很难稳坐第一把交椅。
当时这位吴玉帅，因一生倔强，坚持“三不主义”(不敛财、不蓄妾、不入租界)，已经到了贫困潦倒的地步，连家人和门客的日常支出都难以维计了。日本人看中了这一点，便想用金钱收买吴佩孚，指使汉奸拉吴下水。却没想到吴钱照拿，水不下。吴幼时就曾目睹日寇兵舰炮击家乡蓬莱阁的惨状，对日本人素无好感，平生以戚继光转世自诩。他面对日伪软硬兼施的“劝进”，依然保持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气节，拒绝与汪精卫合作侍奉日本人，被逼的急了，便硬辣辣地回敬道：“谁与汪精卫合作，此人必定下贱。”这是一位下野落魄的北洋军阀，对一位“具有革命历史”的国民党权贵的蔑视。日本人领教了吴佩孚骨头的硬度，只好：“不换思想就换人”。曾叱咤风云的吴佩孚，最终死于日本军医的手术刀下。
汪精卫集团投敌险些使中华民族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汪本人也被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和秦桧、张邦昌之流一样，被炎黄子孙世代唾弃。
汪逆投敌之时，正是中华民族空前的团结在一起，以血肉之躯与日寇做殊死搏斗之际。大多数地方实力派，都基于民族大义，停止内斗纷争，服从中央指挥，枪口一致对外。 四川自民国以来，各派军阀内战不止，生灵涂炭，哀鸿遍野。但卢沟桥炮声一响，四川军阀首领刘湘首先在最高国防会议上请战，随后抱病率几十万四川草鞋兵出夔门抗战，以败旧简陋的武器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血战。李家钰、饶国华、王铭章等高级将领，均把最后一腔热血洒在了祖国的疆土上，以实际行动洗刷了多年内战给川军带来的恶名。据不完全统计，八年抗战，四川征兵额达到三百万人;服工役人数达到三百万人;贡献粮食占全国总额的三分之一;承担国民政府总支出三分之一。以内战闻名的四川，成为对抗战贡献最大的省份之一。
在中国旧军阀中声名最臭的“东陵大盗”孙殿英，在抗战初期也有不俗的表现，最后兵败被俘屈膝降日之时，还表现出了羞愧难当，痛哭流涕不情愿的样子。就连汉奸殷汝耕“冀东自治政府”的保安队，也在通州反正，并挟持了殷汝耕，配合中国军队对日寇反戈一击。大家都知道，抗战中后期，日军几乎把全部伪军用来对付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原因之一是，伪军大部分是国军杂牌部队，是“曲线救国”权宜之计投降的，一旦与国军接触，很有可能重新回到抗日阵营。抗战后期，周佛海曾费很大功夫把伪军主力部队孙良诚等部调往东南沿海，准备策应盟军在中国登陆。
当时北洋政府遗留下来的落魄政客，失意军人，本是被国民政府击败的政敌。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日本人 ，在这些人中物色汉奸，也找不到一流人物。曹锟、吴佩孚、徐世昌等人都拒绝出任伪职。就连曹汝霖这样的老牌亲日分子，也吸取“五.四”运动被学生群殴焚宅的教训，不敢出山与日人合作。在“九.一八”前后，日本人利诱过“三不知将军”张宗昌。这位臭名昭著的“狗肉将军”在日本人面前毫不含糊，凛然答道：“老子是张宗昌，不是卖国求荣的张邦昌!”
由此可见，身为执政党副总裁，国民政府二号人物的汪精卫，居然不顾廉耻，认贼作父，出卖祖宗，是多么下作可耻的行为。而且，他的投敌行为发生在南京大屠杀之后。
据说：汪投敌后，华北伪政府的汉奸都哭了。他们说：“国民党真是无耻，他们把我们(北洋余孽)赶得走投无路，不得已吃碗汉奸饭，他们也要来抢。”
汪精卫认为：他投敌后，依仗日军的淫威，凭着自己的政治影响，登高一呼，从者如云，会从背后给以国共为主体的抗日阵线狠狠插上一刀，导致中国抗日力量的崩溃，自己则凭着主子的扶持，登上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然而他错了，其《艳电》发表之后，立即受到全国军民的声讨。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的通电用了：“卿本佳人，奈何做贼?”的措辞，这使汪精卫几夜难以安眠。汪自认为与其有很深历史渊源，个人感情的地方实力派：张发奎、龙云、唐生智等，不仅没有附和他的汉奸谬论，还都加入了声讨的行列。唐生智的四弟唐生明受戴笠指派，以叛将的身份打入汪伪的内部，临行前唐生智对自己的兄弟谆谆嘱咐，生怕他将来洗刷不掉汉奸的污点。汪伪政府成立不久，其核心人物高宗武、陶希圣逃往香港，并公布了汪与日本签订的卖国条约。一时间，汪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在众多与汪逆集团划清界限的事件中，“梅爱文宣言”曾轰动一时。
1939年，日本人扶持的汪伪政权在一片声讨声中于南京成立，就在群奸们弹冠相庆之际，一位年方13岁的女孩通过媒体毅然宣布，他要和汉奸父亲梅思平断绝关系。当此“宣言”经媒体披露后，消息震撼了南京，也轰动了全中国。甚至，还引起了国外的关注。
梅思平(1898-1946)，浙江永嘉人，早年于北京大学政治系毕业，做过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后来投靠国民党cc 系发迹，官至国民党中委会的内政委员。“七.七”事变爆发后，梅对抗战胜利没有信心，旋即加入所谓的“低调俱乐部”，同汪精卫等极力鼓吹对日妥协，乞求“和平”。1938年春，梅奉汪精卫指派，赴香港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打着“搜集情报”的幌子，开始和日方暗地接触;同年11月潜入上海，与日本军部代表影佐祯昭密谋订约，替汪精卫的叛国投敌铺垫了道路。翌年8月，其人公开变节附逆，被委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组织部长，一时位高权重，炙手可热，成为南京汉奸集团一臭名昭著的红角。
就在梅思平甘为国贼而自诩得计之时，他13岁的女儿梅爱文，却在家乡的报纸上，以一纸“我要打倒我的汉奸爸爸”的严正“宣言”，给了他绝对未曾料到的响亮耳光!这消息震撼了南京，也轰动了全中国。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爱文“宣言”全文，标题用大号楷体字排印，格外醒目：《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
爱文在宣言中这样申述：“我的年纪虽小，对于在艰苦战斗中的祖国，我是怀着最热情的爱的，而对我那做了汉奸的父亲却怀下了切齿的仇恨。今天我要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我要公开宣布我父亲的汉奸罪状，我要打倒我的爸爸……”爱文呼吁：“我并且希望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
这份将近800字的“宣言”，大义凛然，慷慨其辞，简直就是一篇无情鞭挞汪伪卖国贼的战斗檄文。它一见报，就立刻在社会上激起了强烈反响。
接着，《浙瓯日报》连续三天，在“启事”栏刊出另一则与梅思平有关的文字：梅思平的继母梅王氏率同他的两个异母妹妹，严厉叱责梅的“附逆做贼，害国辱祖”，“登报告白外界”与之脱离一切关系——这个启事和爱文的“宣言”正好互为呼应，给梅思平的后院之火再添一把干柴，使它烧得愈加炽盛了。
全国各地的许多报刊，迅速转载了梅爱文的“宣言”。各界读者(包括来自沦陷区的)或致函，或电话，对梅爱文的赞许、鼓励、支持、声援，潮水一般涌向《浙瓯日报》社。
汪精卫与梅爱文：一个是声名显赫，经历丰富，才学渊博的政坛老手;一个是初涉人生的女中学生。一个为私欲，叛国忘祖投靠敌国，做了可耻的汉奸;一个基于民族大义，舍弃了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与自己的汉奸爸爸决裂。
不同的思维导致了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人生道路导致了不同的人生结局。
梅爱文成为中国青少年奋志爱国的典型。当年在抗日根据地不少学校把“梅爱文宣言”选入课本，作为激励大家抗日斗志的现实教材。当时的苏联驻华机构甚至将“宣言”译成俄文，电传海外，梅爱文与“汉奸爸爸决裂”的事迹，也感动了异国他邦反法西斯阵营的男男女女……。以后的梅爱文，以平常人的心态，坚定地走着自己选择的人生之路。
汪精卫于1944年病死后，汪伪政府举行了“国葬”，汉奸们遵其所嘱将其葬于南京中山陵侧。这时群奸已感到了末日即将来临，为避免汪逆的坟墓将来被拆毁，妄图永远留住汪的“不朽政治地位”，汪妻陈碧君特命在浇筑坟墓的水泥中加入了五吨碎钢块。然而，再坚固的躯壳也不能使丑恶的灵魂“不朽”，抗战胜利后“汪坟”还是被炸开了——汪精卫最终没有逃过挫骨扬灰的命运。
“梅爱文宣言”发表后，梅思平再也没有见到过女儿，直至抗战胜利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枪决。
抗战胜利后，陈碧君作为汉奸也被捕入狱。这位昔日的“富婆”彻底变成了“泼妇”，在狱中因嫌囚室条件差而大闹绝食。在其奄奄一息之时，狱方通过层层请示，惊动了蒋介石。蒋念其曾为黄埔军校的建立筹集过大笔经费等“功劳”，命狱方满足了她的要求。陈方才从死亡的边缘回到阳世。
上海解放时，国民党看守在撤退前，用绳子把陈碧君捆在了下水管道上——用这种特殊的方式把她移交给了共产党。这时的陈碧君已是年老多病。宋庆龄、何香凝出于人道主义和个人私谊，曾向中央求情，建议从宽处理陈碧君。毛泽东、周恩来曾表态，如果陈对叛国的罪恶作深刻的忏悔，并公开发表认罪书，可以考虑恢复她的人生自由。但这位中国历史上少有的“雌性大汉奸”，在反复考虑之后，予以拒绝，最后病死在狱中。
汪精卫、陈碧君象许多政治大人物一样，至死都想保持自己的政治形象和历史地位。然而正如刘少奇同志说的那样：“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他们的寡德鲜耻、倒行逆施，使他们留在历史上的形象只会和秦桧夫妇一样——两尊反绑双手的白铁跪像。
倒是梅爱文这样的小人物，会永远让许多人衷心赞佩!
在当今中日钓鱼岛之争日趋激烈化、复杂化之际，重提梅爱文和汪精卫有现实意义。我们每个人都应像梅爱文一样，位卑未敢忘忧国。中国地大物博，但人口众多，每个人享有的生存空间、生存资源少得可怜，容不得再去妥协出让。我们用现有资源，养活现有人口，已经是对世界和平稳定的最大贡献了。我们应该和梅爱文一样，为这个国家做我们能够做到的。我们不能抱着“我走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思想---现在不少人想着在国内发展成功了，就移居国外，一走了之。人和钱可以移走;我们的祖宗移不走;养育我们的土地移不走;我们的良心移不走啊!国人能移走的毕竟是少数，而且他们当中一些人(如外逃贪官)已无良心可言。
中国足够伟大，中国也足够庞大，历史上虽然面临几次亡国的危机，但却没有人能把她一口吞下，也没人能把她一气儿卖光。汪精卫之流不管当时如何狐假虎威，权势显赫，最终还是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已经不是“九一八”时的中国，中国军队也不是“七七”事变时的中国军队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已胜利召开了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我们坚信：在党和国家的正确决策运筹下，全国人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团结努力，钓鱼岛的主权和行政权终将回归祖国怀抱。(侯)
后记
朋友，您可能对为您服务，汗流浃背，满面风尘的投递员，留下过深刻的印象。但您可能不知道，我们所付出的邮资远远不能抵偿邮政普遍服务所付出的成本。不向国家伸手要，中国邮政只能靠其他业务收入，来弥补这巨大的亏空。其中邮政储蓄收入就是最大的出项之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是国家独资控股的国有商业银行，是纯粹的“国货”。另外，它具有点多面广，营业时间长，收费低，等候时间短等优点——是老百姓自己的银行。
所以，使用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业务是我们正确的选择，也是一种爱国之举。
话说国军十大抗日名将下场
，第33集团军总司令。
张自忠当选第一名将，首先是由战绩决定的，他曾在台儿庄战役中重创日寇坂垣师团，获得临沂大捷;收复枣阳桐柏，获得鄂北大捷;还获得过襄东大捷，同时还因为他是抗战时期牺牲的中国最高将领。
张自忠的经历让同情。这样一位正直的、人格高尚的爱国者，在生前却不容于国民党政府，他原是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部下。冯蒋中原大战后，国民党政府千方百计想置之死地。“七七”事变后，国民党以汉奸罪全国通缉，不明真相的民众人人喊杀。后在很多知名人士保荐下，戴罪从军。这是张将军的奇耻大辱。张自忠不死不足以明志，只能选择牺牲，在战斗中总是在最危险的地方，这是司令官不应去的地方。他以生命的代价表达自己的清白(其做法不禁使我联想起现在《天龙八部》中的乔峰之死)。死后国民党追封他为上将，举行国葬，真正是悲剧英雄。
李宗仁：第二名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桂系领袖，国民党多次想杀他，“蒋桂战争”就是他和蒋介石打的。他的成名杰作是台儿庄战役，共歼敌两万余人，是抗战开始后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取得的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而且对手是日本的王牌师团，在国际上也被称为"是日本建立现代化军队以来遭受的第一场引人注目的大惨败"。台儿庄战役中，他受到限制，战区的国民党中央军不听其将令，故李将军虽然号称有几十万大军，却无法歼灭已弹尽粮竭的7万日军(日军的运输已被八路军切断)。其后又参加了武汉、随枣、豫南等会战，但没出什么彩。后来，干脆被蒋介石高吊了起来，和冯玉祥、李济深等一样，位高权轻。不过，只凭台儿庄一战，李宗仁也可以无愧于抗日名将的称号。
杜聿明：第三名将。第5军军长。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和八一三淞沪抗战。以桂南会战中取得昆仑关大捷而一举成名。虽然有人认为这次胜利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5军作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部队，武器装备强于日军，但对手毕竟是号称日本钢军的坂垣师团中村旅团。1942年杜聿明作为远征军副司令出征缅甸，虽然戴安澜在东瓜获胜，但在缅甸密支那和曼得勒地区，十万中国远征军被日军团团包围，杜聿明将军率部杀出重围，兵败野人山，几乎全军覆没，几万吨的弹药粮草被日军缴获，十万中国远征军大部牺牲在野人山原始森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团团包围”十万中国远征军的日军居然不到2万。后在淮海战役中，任国军战区副总司令，被解放军活捉。
孙立人：第四名将。新1军军长，清华大学毕业。抗战八年，孙立人在国内除了参加过淞沪会战外，基本上没打过仗，他的功勋主要是在缅甸建立的。尤其是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时，他在仁安羌一战中，以少胜多，大败日军，救出了7000多英军和记者，蒋介石、罗斯福、英王乔治都给他授勋章，由此声名大振，被称为“东方隆美尔”。他的得票排在第四我想也缘于此。他对日本俘虏——对那些曾沾满中国人鲜血的禽兽，尽管成了俘虏也照样格杀勿论，此举大快人心。孙将军后来被蒋介石以“叛乱”罪名关押至死
薛岳：第五名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抗战爆发后薛岳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在四次长沙会战就毙伤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不过，这都是在违抗国民党蒋介石的命令下打的。薛岳虽军事上成就显著，但不再得蒋介石的宠信，让他主管湖南省政务。
卫立煌：第六名将。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他指挥的最著名的是忻口战役，该战役对日军进行了沉重打击，歼敌数万，1943年卫立煌担任第二次远征军司令长官时远征缅甸，取得的才是名副其实的胜仗，该战消灭了盘踞缅甸的日军，打通了滇缅公路，成果辉煌。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但其他四将都是空有其名，只有卫是名副其实的虎将，但恰恰是这员虎将最不为蒋介石信任。
傅作义：第七名将。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国军在北方最著名的抗日将领。1933年就参加了长城抗战，1936年又大败进犯绥远的日军和蒙奸德王的伪军部队，取得了百灵庙大捷击毙日军中将1名。1940年，傅作义又歼灭日军和王英的伪军数千人，收复五原城，取得了五原大捷，这是全国抗战以来国民党军队第一次收复失地的战役，影响很大。林彪曾表示了对晋绥军的不屑，晋绥军的战斗力也的确一般，但傅作义显然是晋绥军中的一个异数。平津战役中率部起义，任新中国水利部长。
戴安澜：第八名将。第5军200师长。曾参加过古北口长城抗战、台儿庄大战等。在昆仑关战役中，率部与日寇浴血奋战，直至身负重伤才下战场。1942年作为远征军先头部队赴缅甸作战，在著名的东瓜保卫战中，率孤军与数倍于己之敌作战，击毙日寇5000余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后又率200师收复棠吉。因上级指挥失误，远征军被迫撤退回国，途中被日军伏击，戴安澜负伤不治，壮烈牺牲。朱德***为其亲写挽联，敬献花圈。
张灵甫：第九名将。第74军58师长。张灵甫曾三次闻名，一次是抗战前因杀妻而闻名，再一次是作为解放战争时被我军击毙的为数不多的国军高级将领而闻名(蒋介石曾尊张灵甫为民国第一烈士)。这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张灵甫一生最光彩的是在抗战间的万家岭战役中，担任团长的张灵甫率一支小部队偷袭德安张古山，随后又坚守该阵地数昼夜，身负重伤，消灭日寇数以千计，对万家岭大捷的取得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鼓舞抗战军民的士气，郭沫若专门派田汉编剧，歌颂德安大捷，张灵甫在剧中以真名出现，一时间闻名天下。
王耀武：第十名将。第74军长。37年参加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38年参加武汉会战中的万家岭战役。39年参加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41年指挥74军参加上高会战，重创日寇，被誉为抗日铁军。后参加第二次、第三次长沙会战，浙赣会战，鄂西会战，常德会战，长衡会战。45年指挥了国军抗战中的最后一次会战--湘西雪峰山会战。从抗战之初到抗战结束，王耀武对日作战，几乎是无役不予，而且战绩颇佳。王耀武精明强干、头脑清晰，被中共高级将领称为国民党内少有的几个明白人之一。
